记 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创作重心上有一个转变，从对过去的摹写（北大荒文学）到对现实的叩问，是什么促成您写作风格的转变？
梁晓声：近期几家出版社出的书，收录的都是我所写的社会时评，包括少数杂文。这并不完全是近两年放下小说来有意为之的事。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记 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种反映？
梁晓声：是的。其实，我的写作也在变。我在《九三断想》的开篇写道，我经历的时代从来没有像目前的时代这样给我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记 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梁晓声：写小说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小说创作原则的时候说，我们作为文学家，第一品质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我们总归是用笔在写他人，而不是写自己；还包含看社会看时代的理性，“善良”这个词我觉得是善和理性的结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一个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误伤好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