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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需要怎样的“能官”(3)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就要求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同时,由于市场要素发育还不健全,要求政府代行一些市场的职能。这时,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满足对效率的追求。而为了换来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也对政府的强制手段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要素、社会要素的发育,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多用一些自愿性的政策工具或混合性的政策工具,善于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从而提高治理的综合效益。此时的政府及其官员,更应该充当一个引导者和裁判者的角色,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和良性互动的格局,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总之,作为改革派官员不仅要能够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还要能够纵横捭阖,灵活善变,将理解付诸实践。

如何建立引导改革的激励机制?

唐任伍: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使改革沿着正确轨道前行的有效手段。改革需要改革者来完成,我们需要有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改革者,更需要改革者首先要行得端做得正,像仇和这样的“改革者”引发的“仇和困境”不解决,改革就会步履蹒跚。

建立引导改革的激励机制,首先要选拔好改革者,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一些地方官员往往也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但他们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在所谓的“改革”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利。这种“多面人”的下场最终是身陷囹圄。用人之道,德为首,守法为要。没有了这样的前提,被提拔之人再能干又有何用?那将会是一柄“双刃剑”,或会做出一些成绩,但也可能深深伤害这个社会。所以选拔出来的改革者,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考察他做人、做事是否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是否有底线,能不能敬畏法律、遵守纪律、接受他律、懂得自律。真正的改革者,一定能够做到慎独慎权慎始慎终。

其次,用“权力清单”锁定权力边界。一些地方大员不受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专横跋扈,手中的权力边界不清,无限扩张,用权力进行利益输送和寻租。当改革与个人的利益相勾连,那些被人们所推崇的官员个性,其局限性便展露无意。强硬风格的个性,一边可以推动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一边却是无视民主的专断与铁腕,一言堂下不仅难对改革负责,而且极可能暗地里构建起个人利益输送的渠道,这是很多地方官员腐败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破解改革难题,让改革者真正有所作为,一定要锁定权力边界。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子产命人铸造了一口鼎,将有关刑法的规定浇铸在鼎上,史称“铸刑鼎”,将各种处罚规定明确告知官员、民众,让权力在法律设定的圈内有序运转,官员就不能随意进入法律禁止不能做的圆圈内,从而也不能“任性”而为、为所欲为了。改革者也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乐见权力清单助力“改革者”铿锵前行。

再次,坚持依法改革。改革者的敏锐洞察和深刻自觉,以及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肯定和期待。但改革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需要用法律对其进行控制。一些地方大员在强势推行的改革中,更多强调行政权力的命令性,而忽视它的责任性,一提依法改革,就是依法治事、依法治民,根本不知道依法改革的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部分官员漠视法律,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防止官员个人权力的膨胀和越轨,就必须采取有力手段约束官员权力的行使,使其在有序规范的轨道上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约束权力的同时,提高官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减少利益输送、寻租腐败的空间。

最后,要完善监督机制,给权力套上制度缰绳。任何权力都有潜在的扩张性、侵犯性、诱惑性和腐蚀性。地方官员拥有的行政权是实权,具有扩张和侵害的危险性。审批一个项目要盖200多个公章,暴露出管理部门逐利化之弊;“落马”官员卸任前突击审批项目,暗示着审批中的权力腐败。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肆无忌惮地滥用。要防止官员权力被滥用,就必须完善行政监督机制,规范行政执法主体,明晰职责权限,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以法制化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使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行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收敛官员的手,放活市场的手,补强社会的手,激活市场的活力。

责编/ 刘瑞一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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