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权力配置科学化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深化改革，沿着权责对等的思路科学配置权力，是从严治权的一个治本之策。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消除那种权大责小或权小责大的不科学状态。具体说来，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更多地针对地方的具体项目管理，应当调整为宏观的责任管理，给县一级以更大的自主权、统筹权。在我们体制中，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部门对地方和基层的管理显得格外琐碎、具体。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不可否认，在不少领域，计划经济的痕迹依然浓重。例如，在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大于一般转移支付。这意味着，中央拨付给地方和基层的大量资金，都要由部门而不是使用资金的本地来决定其具体用途。这不但使得资金使用的适用性和效益都大打折扣，而且往往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我们应当大幅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把更多的统筹权交给地方，特别是交给县一级，提高它们的县域整合能力。
更多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应当改变为系统整合过的、比较统一的评估体系，让地方和基层从忙于应付中解脱出来。各部门出于政绩的压力，往往会向地方下级下达自己的各种指标和要求，身为下级的地方，哪个部门也得罪不起。然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部门繁多的情况下，部门的这些所谓实绩通常会演变成此起彼伏、一轮接着一轮的检查、评比和达标活动，令地方焦头烂额、不堪重负。有的甚至扭曲成了瞎指挥、乱摊派、乱收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主义也好，腐败现象也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部门的权力缺乏边界、过度使用造成的，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不宜分散到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而应由政府统一制定指标，并且用比较确定的制度规范起来，限制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更多地依靠老百姓的参与，而不仅仅是靠上面的约束，来营造官员不敢腐、不想腐的环境。许多人担心，如果给下面（譬如县级）以更大的权力，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而且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向上收权、许多权力条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简单用向上集中权力来遏制下面的腐败，这种办法并不成功。相反，在权力约束不到位的情况下，反而会出现腐败随着权力集中的方向朝高层发展的趋势。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最可靠的途径，还是扩大公众的参与。还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和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和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在这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当然，要使权责对等的原则得到充分体现，不能仅仅止于这三个方面。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探索还远远不够。但是，权责必须对等，这个基本原则应当是明确的。有多大的权力，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反过来，担多大的责任，必须赋予相应的权力。可以说，这是一条政治学的定律。朝这个方向深化改革，权力运行才有可能真正跳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