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年我在世界银行所主持的一项研究，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仅为中国的1/8到1/10，而其劳动生产率则为中国的70%，埃塞在劳动密集的制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2011年3月我拜会了埃塞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向他汇报这项研究发现。受此启发，梅莱斯总理于2011年8月来到深圳，邀请中国制鞋企业赴埃塞投资。东莞的华坚集团于2012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办鞋厂，雇用了550名当地工人，到2012年底增至2000名。 2013年埃塞政府在首都附近的博乐拉明镇设立新工业园区。埃塞现已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热门国家和经济发展明星。世界银行在今年破天荒地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支持博乐拉明工业园区的第二、三期发展。
发展条件属于最差的埃塞的成功也为其他非洲国家的减贫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带来了曙光，并引起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来自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重视。2013年2月，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邀请我前去访问，发表新结构经济学的演讲，并为表彰我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奖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是我国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显学，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社会科学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一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
我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已经指日可待，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