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内容泛政治化与碎片化。道德教育既然是为一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服务的，就要有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其中，社会层面的道德教育需要塑造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交往的道德规范和为人的基本修养，政治层面的道德教育则属于政治社会化的范畴，需要塑造的是与共和国的政治秩序相适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精神。社会层面的道德教育是政治层面道德教育的基础，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从人之为人的社会层面入手。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两个层面的道德教育不加区分，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用政治层面的道德教育替代了社会层面的道德教育，用政治教育替换了道德教育。例如现行的20条《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40条《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都字数众多，都将政治教育放到首要位置强调，而对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层面道德教育的强调不足。不仅如此，道德教育的内容在教育不同阶段，差异化程度不足，回应了信息重复不增值的规律，反而收到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并且，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法治教育没有进行有效衔接，从而使道德教育呈现出重复和碎片化的特点，核心价值观不突出，使价值观的塑造流于形式。
道德宣教方式自上而下的说教化、典范的圣人化。道德宣教系统的运转是不停歇的，因此，道德教化具有终身化特点，但其效果是否能够伴随终身则依赖于道德教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以及内容的可学习性。研究表明，对于成年人来说，学习效果最差的是自学，其次就是说教，但观看影片、参与式的学习则让人印象深刻。道德宣教也是如此，需要在打动社会成员引起共鸣方面下功夫。但从现有的道德宣教方式看，说教恰是比较常用的宣教方式，格式化的语言、对道德高地的完全占领等往往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多面性，难以打动社会成员。不仅如此，与说教相配套的是对典型人物的圣人化，传递出的信号是：典型人物是完美的，这反而给了社会成员学习的巨大压力。正如庄子所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刻意地标高榜样人物，使人感到不可逾越，反而使人失去学习的积极性。子贡赎人的典故也正说明了榜样圣人化的负面效应。
我国道德宣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前述我国道德宣教体系的特点其实已经揭示出当前我国道德宣教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道德宣教的目标是明确的，但在道德宣教的内容、途径等方面还存在着亟需克服的问题。
道德宣教的共识性和边界衔接性不足。道德宣教在当代是公民精神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公民精神所依托的主体首先是鲜活的公民个体。这就需要对道德宣教的内容进行梳理，对公民不同年龄阶段的道德宣教内容达成共识。首先，道德宣教的内容实则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反映，不宜复杂化，越是复杂，则共识越少。以我国为例，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牧民》就记载“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成为此后历代王朝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其次，道德宣教与法治教育的衔接性不足。道德宣教特别是政治层面的道德宣教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内核，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部分，而公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法治教育，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与法治精神相衔接。换言之，这涉及道德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典籍对德和刑或法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行为低限和行为高限的规定，如《论语·为政》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认为只是讲法，则是低限，民众只有利益计算而无羞耻之心，但若用道德教化引导，则民众不仅有羞耻之心，且人心思归，由此形成了重德化之功而轻法治精神的道德教化特点。这在当代引起的就是法治与德治之争。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在任何一个当代社会中，道德教化与法治精神的培育都不可或缺，法律的低限与道德的高限之间，恰恰是人们行为的自由空间，而道德教化的边界衔接性不足，其结果是道德高限难以达到，法律低限也难以保守。
道德宣教体系板结化，社会价值整合性不足。道德宣教需要依赖于一定的体系和结构，道德宣教体系结构化有利于道德宣教效率的提高，但是，道德宣教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实则需要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形成耦合补充，由此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道德宣教系统。但当前我们的道德宣教体系有结构而无协同，结构上的同构性体现在宣传的同步性、内容的同一性和对象的无差别化上，这就使道德宣教结构固化，难以形成差异化和差别化基础上的结构整合。尤其是在社会利益多元、社会利益分化迅速的当代中国，道德宣教体系亟需追随时代步伐，在稳定、包容中吸纳社会的多元价值，在共识基础之上对这些价值形成整合。
道德宣教执行中社会参与不足。道德宣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可参与。如前所述，道德宣教的受众同时也是道德宣教的实践者，因此道德宣教体系中，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政府是主导，但社会和家庭的宣教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道德宣教中政府的主导渗透到了社会和家庭中，形成了不同于王朝统治时期家国同构的新的组织同构，使社会层面的道德宣教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层面的道德宣教吸纳，同时，政治层面的道德宣教未能与法治精神相衔接，导致社会和家庭在道德宣教执行中的主体地位缺失，造成道德宣教主体单一，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权威—服从关系的理想与现实距差趋于扩大，反而造成道德宣教执行不足。其实，在我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使得民间教化具有巨大空间。如何克服道德教化执行中社会参与的不足，也是一个亟需克服的大问题。
道德宣教的可实践性和持久性不足。道德宣教的说教化和典范的圣人化降低了道德宣教的可实践性，也限制了道德宣教的持久性，从而使官方道德宣教的优先价值与社会公众的优先价值存在着脱节，其结果是人们一时感动之后就回归日常生活，带不来行为的丝毫改变。《管子·牧民》展示了高超的治国智慧，道德宣教目标的订立有如政策目标的订立，“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因此，道德宣教需要可实践性和连续性。只可说教不可实践，只可仰望不可仿效，就会空有道德而没有教化。
通过透视道德宣教的重要性，分析当前的道德宣教特点与问题，笔者目的在于探寻契合共和国精神特质的有效的公民道德宣教，在目标清晰的前提下，从内容的调适、途径方式的可行以及社会参与、持续实践等方面使道德宣教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之间较好地匹配。因此，道德宣教首先需要分析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受众，在既有说教等形式基础上，在内容上连接传统积淀与时代特点，实行差别化的内容传播，在途径方式可体验可参与，形成鼓励参与、共同设计、达成共识的生动的道德宣教系统，辅之以参与感较强的参观、参与式体验等，通过提升道德宣教受众的能力来提升其认同感，形成动态整合的道德宣教系统，为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个人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提供柔软而又坚韧的力量。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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