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题的现实向度
中国议题的时代特征就是要突显中国的哲学反思和中国的思想自觉。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议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重要节点的起点。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重新认识和掌握中国思想，并对中国思想对世界发展的去意识形态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的思想自觉是中国人进行精神领域自我批判和理论重构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曾经拥有的认识和价值追求进行反思后的觉醒。这样的反思和理论重构主要涉及下述三个现实向度。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明与历史批判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现代转折的重要符号，它代表着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批判和反思，反映了中国人对新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思想自觉的视域看，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思想自觉的觉醒期和激烈论证期的初始阶段。“文化大革命”是这种自觉过程产生的一次极端表现，改革开放既是激烈论证期，也是觉醒过程中的具体成果，解放思想是觉醒真正实现的前提。思想自觉将会在改革开放和多次深刻改革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确立，并且成为这段时期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但思想自觉可能要经过上百年才能达到适当的成熟度，人们才会意识到或掌握它的历史和文明意义，中国人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的改变才会以一种新文化的形式呈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的否定、以及这种否定所反映的极端主义和矫枉过正，是“五四”时期的特征。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是缺乏依据的，对传统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推进现代化与传统思想的融通理解。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是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与相关的启蒙思想已经有了批判的认识。胡治洪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前辈学者如何对启蒙和现代性做出了卓有见地的分析与批评：“严复对卢梭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天赋人权论’给予根本否定”，“梁启超从对自由、科学的鼓吹到中年以后对这类观念表示怀疑和失望，孙中山后期对以西化为旨归的世界主义予以摒弃”，“贺麟以直觉弥补理性之缺失”。①蔡元培、辜鸿铭、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金岳霖、王国维等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对启蒙思想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然而，当时“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启蒙理念和现代性的审视与批评，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从而被批判、声讨乃至封杀。”②
徐友渔在《启蒙在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现状就是“前现代”，“必须要有较为深刻、彻底的观念上的变革，才能达到文明状态”。他随后提到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等国家曾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启蒙”了，但在政治和社会上，更恰当地说是在意识上，还不是启蒙的，也就是说还不是现代的，或者说“偏离文明的大道，甚至与文明世界发生冲突”。③这种较为典型的，以西方中心论对“启蒙”与“现代”进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将“启蒙”理解为一种理想模型的进化论来认识的，这种理想模型代表的是“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然而，如果美国是已经“启蒙”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什么还会出现民权运动？越战的爆发和对伊拉克的入侵能代表“现代”吗？徐友渔先生对“现代”的认识反映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固执和对“启蒙”的迷思。
如果“启蒙”曾经被知识分子理解为自己的历史任务，那么启蒙反思就是他们对这项任务的当下演绎。人们对启蒙的批判今天已经成为现代性认识重构的基础，否则以启蒙为背景的现代主义者在批评传统时将面对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都与新文化运动有不少共同点。它们企图为思想自觉寻找恰当形式，但都没有以批判的历史观与时代发展中的实践观为基础，进而陷入了认识的困局。新文化运动受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误导，将问题过多地捆绑在现代主义之上，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无法掌握世界历史的纵深，错误理解了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充满荆棘的险途。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些荆棘并不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对中国现实处境的僵化认识。人们必须追问，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中国以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败，以及他们面对的社会挑战，反映的究竟是社会主义自身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不是为了教条地维护社会主义，而是为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负责。客观的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没有结构性的矛盾。
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解放思想方针指导下，将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向现代执政党的角色迈进。政治革命和社会建设至少在方法上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意识转换的阶段性决策。它是根据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追求，结合特定时期对前进道路的判断和选择，最终以生产力发展的成就对理论尝试和道路选择的确认。
改革开放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代统合。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界定为初级阶段，以便更好地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经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空间里，发挥了中国人积极的文化内涵，让这个伟大的民族再次生机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进行现代化的赶超。这样的统合能否弥补中国体制的脆弱，帮助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是从传统思想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构的角度继续审视中国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选择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新理论的应用。国企改革不能被简单局限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中，更不能僵化地认识市场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激励不足首先是管理学与组织学议题，通过调整局部利益分配以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绩效，就是找到了国企改革恰当的理论认识的结果。它不将问题意识形态化，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出发来研究如何解决现实的问题。将国企股权性质强行提升到政治和价值观层面，不管这是认为它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制造了低效的社会资源利用，国有经济必须受到制约；还是认为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手段，私营企业只能代表资本主义，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里成为主导内容，两者都不是恰当的理论认识。这两种极端观点都是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教条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建设在实践层面不能依赖的错误理论。
显然，中国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应该为这种新的改革经验建立新的理论认识。就像西方私营企业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管理理论和社会监督需要。次贷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政府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激励机制的改革就是很好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证明无法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或许能够保证分配符合一定的公平性，却激发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只是从这两种维度审视，或许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弥补两种制度在传统形式里的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政策的结合，也就可以用这种理论倡议的实践应用来解释。它的成效是否能够持续以及这样的理论总结是否恰当，就是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进行反思的中心所在。
对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工具与手段，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在这个时期互动和协作的独特中介，是工业社会赖以发展的条件，与蒸汽机一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自由与资本并非人和社会的公平及正义的威胁，相反，它们可以是社会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积极元素。然而，“自由”与“自由主义”并非同一的概念，“资本”与“资本主义”也不能等同，“现代”只是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性格的简称，它并不应该就是“现代主义”或被捆绑在教条之上的“现代性”。只有当学术概念被庸俗的理论家意识形态化，再被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裁剪嫁接到违反社会和人的主体追求的意义，人们疏于利用批判与反思能力时，“主义”才成为意识形态得以在社会理念中横行霸道。现实的个人逐渐成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象、执行者与传播者，人的社会存在开始受到威胁。
当理性开始主导人的社会存在，借助工业革命和它衍生的资产阶级而成长的资本主义便随着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建立了“现代的”意识形态体系。对理性的推崇虽然取代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专制，解放了人的思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孕育了更具统治欲、披着理性主义外衣、以科学民主为脸谱、以自由为话语形式的资本专制。现代社会实际上被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人的异化、资本的约束重新占据。要从这种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人们必须重新掌握哲学的批判能力，就好像马克思对德国传统哲学曾经进行的“革命”一样。
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断地为自己和民族的经济独立而努力，这对世界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战乱、疾病、剥削、无知和贫穷的无奈中，人们始终在坚持和抗争，他们坚信可以在其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军事压制，全世界俨然成为资本家的工厂和市场。资本与科技成为衡量进步与否的权威标识，对现代性的追求裹挟着对新宗教的依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哲学的批判和革命的实践有所觉醒，人们才能从盲从和依附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主体的复归。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如马克思预期的那样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和剥削中领悟到这种解放的紧迫性，并未认识到实践和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作用，相反，大多数人遁入了尼采的虚无世界，成为无数消极的小群体。不少国家还沉醉在似是而非的亢奋中，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就更无法认识到自己前路的坎坷。
在“现代文明”的大旗之下，以资本主义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成为众多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标。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之间的分别、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之间的差异、资本与企业的分工都变得不再重要，现代主义模糊了这里隐藏的一切。人们对理论的澄明没有要求，连哲学家似乎都对它无能为力，思想在这样的原则面前变得卑微，人的主体性就更无从谈起。
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不同选项，没有社会主义曾经起到的唤醒作用，人们很难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好像我们无法摆脱笛卡尔和康德为现代主义提供的理性主义前提。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资本提供了遮蔽，如尼采的判断一样，软弱的人在虚无主义里根本无法摆脱叔本华那种衰败的意志。现代主义已经内在于人的认识里，成为认识的重要标准，这无疑维护了资本、助长了资本的肆虐。中国议题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含蓄的理论狙击，或者说探讨中国议题而不能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说明就好像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经济成就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同样在各种疑问面前陡然出现，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人们无法想象它如何就这样消失了，又如何这样回来了。毛泽东对事物的发展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使用类比的方式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他将阶级理论恰当地应用到对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划分上。中国的崛起正在构建另一种世界的划分方式，即自然的世界、西方救世世界、多元的世界；它们三者的关系将决定于中国文明和思想如何作用于这个多元“世界”的建设，它将改写西方曾经将自己充当“世界”的历史。
全球化是人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新现实，是物质实践的新变化。如果说世界和人类以往的变化已经让大家手足无措，那么全球化的进程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它更是人类心理的变化、意识的变化、思想的变化、文明的变化的集中反映。经济交往的频繁以及经济规模的改变已经逐步展现出这种超越，人们的生活方式显然也在亦步亦趋。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异化，文德尔班指责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后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努力，都是对这种变化产生警觉的学术提示。哲学应该有所作为。但哲学是否足以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对此只能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不论是西方文明的亢奋和中国人的悲情，变化的哲学意义都好像被忽略了。
当中国跟随西方的轨迹，对社会的现实存在进行革命意义的改变时，却无法不被这种轨迹背后依托的理论所牵制，促使人们思考这些理论与物质丰富的西方文明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思考是否受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人们是否受制于一些表象都还不清晰。事实上，在某种差序心态下的西学东渐和物质技术的引进过程中，人们往往来不及对西方文明的哲学方法、思想基础和理论预设展开前提批判和考察，这显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正视的历史场景。中国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昂首疾行了三十多年、经济技术取得突变性进展、思想文化经历剧烈激荡之后，已经不得不重新面对被各种历史场景所搁置的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对西方哲学和理论主张表达的怀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同样地，尽管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传统思想文化持有异常复杂甚至扭曲的态度，中国的近代经验已经说明传统文化并没有让人失望，它依然有蓬勃发展的动力。当人们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来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就，他们都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还有这种成就与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异。然而，人们为什么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思想价值体系进行哲学探讨，就不能轻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这不只是因为它的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检视现代的思想价值认识时，无法忽视传统思想与现代的继承，在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和参与实践中的“在场”。从中国庞大而有序的人口流动、对下一代教育的要求、社会冲突频繁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措施与人才的灵活适应与社会普遍存在的创业冲动中，人们都能看到传统智慧与文化习惯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近年出版了不少普及国学的书籍，企业家更成为倡导国学发展的有力群体，社会已经意识到回归传统思想的现实意义。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不应该单纯以传统如何延续的意义来理解，而是应该从继承创新的角度来认识。如果传统思想继续在神坛上起作用，或者像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被作为教条在现实世界中成为摆设和打压手段，它也无法避免被再次抛弃的命运。
让传统思想从“神坛”回到现实，就要坚决剔除它与现代社会的剥离，切实帮助人们认识并参与到现实世界的运行中。让来自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复归到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否定教条的“主义”，让现实的物质关系扎根实践的认识中，而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否定另一种意识形态，更不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曾让中国学者狂热的西方哲学，它要让理性摆脱形而上学，卸下从神权那里让渡的专制，参与到对自己催生的庸俗经济学、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批判里，让理性回归到服务于人的实践存在，而不是在精神世界骄横跋扈。理性主义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支撑普世意义的终极价值，能够在人之外独立存在和发展，这是中国崛起对西方哲学的警醒，也是中国从西方哲学获取帮助的唯一手段。这将是建立现代哲学认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思想的重要价值。
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特别是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存在不断发展的整体，如果没有以历史的理论意义作为背景的研究，人们根本无从认识什么是中国议题。历史上短暂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改变中国文明的作用与价值，改革开放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探讨中国议题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必将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中国议题不只是属于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不是因为中国议题有任何优越性，而是由于中国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议题不只具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含义，它更是哲学的、文明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形态不断统一着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追求，理性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认知取向，资本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积极能动的意义。这些都让人们在克服物质资源匮乏的过程中确立了自信，科学在此扮演着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角色，一切看来似乎如此完美。然而，中国的发展告诉人们这种看似完美的理论预设不只是积极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意识形态不断阻碍人们真实地考察这个世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是这种消极面的展现。中国议题也有其两面性，问题是如何掌握它。这就要依靠人的能动性，就好像尼采的给力意志，将人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
人类文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结合，人的思想是社会和现实世界实践过程的精神产物。人的思想创造需要哲学以及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历史为这样的经验提供了储备，人的思想成为存在的精神反映。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而且是全人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醒人们一个历史阶段必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做准备，或许中国议题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为下一个时期所做的准备。
不论是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影响也将持续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六十多年前启动的民族复兴，还没有完成一百多年前启动的新文化建设，中国正处于继续以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来改变历史和国家文明的进程中。以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冷战时期倡议的两种不同世界观，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经济阵营作为基本结构的世界格局将继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带来的思想价值层面的意义，让世界曾经被两极和单极垄断的局面逐渐瓦解，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正从经济霸权和政治军事霸权的溃败中茁壮成长。如果西方社会曾被后现代哲学家形容为一种碎片化和需要从解构的角度去认识的存在，那么这股对世界进行多元化改造的精神将借助实践的能量重拾碎片，让其“破镜重圆”，并以一种崭新的启蒙魄力去重构社会的共识。《易经》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文明必将以君子的气魄，在思想自觉、制度自信、文化自强中为世界思想的茁壮成长发挥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注释】
①胡治洪编：《现代思想衡虑下的启蒙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胡治洪：“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学海》，2010年第5期。
③资中筠编：《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责编 / 王坤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