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性与“亚政治”
“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贝克的这一断言宣告了风险社会中科学对理性之垄断的终结；相应地，社会理性，即由市民社会中的“亚政治”所驱动的社会运动在界定风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挑战着专家在风险界定方面的权威。在工业社会，“风险成为现代性自我政治化的动力”，政治系统是回应风险的主要行动主体；但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都发生了变化，“亚政治”这一政治形态开始出现。正如尼格尔·多德指出的：“在政治层面，对风险的定义和计算是由对抗性利益群体和受影响党派来进行的。而且，它被逐渐委托于可绕过民主程序或对之预先占有的专家，并产生了技术政治组织——贝克称之为亚政治。”在工业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原则是在代议制民主（政党、议会等）中的公民参与，政治权力的运用遵循着合法性原则和权力/统治只有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实施的原则。但为了应对风险知识的专业性，风险社会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务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转移到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如此，“现在结构社会的潜力就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中”，原有政治系统的功能随之丧失。这其实使得风险界定呈现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争夺话语权的互动结构：一方面，“技术统治”全面兴起，即“政治机构只是去执行科学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亚政治，即“以社团形式组织的影响团体的兴起”。
世界主义
贝克后期致力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风险社会”的研究，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世界主义化”“世界主义观点”“世界主义时刻”“世界主义批判理论”“世界主义社会学”“社会科学世界主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但如果我们把“世界主义”视为他的一种人文关怀，既误解其本意，亦低估其学术抱负。
当代殿堂级的社会理论家大都在三种学术传统中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的理论创新。除了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以外，他们多在涂尔干所开启的结构主义传统（观察者视角）和韦伯所奠基的行动理论传统（参与者视角）中做调和性或推进性的工作。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试图整合上述三种传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调和结构主义与行动理论——即结构与行动者/施为者——之间的张力，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接续的则是结构主义传统。用贝克的话说，他们都遵循了“科学理性”的原则，即在认祖归宗于相关学术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创新。贝克的抱负似乎更大，因为他在很大程度超越了科学理性的原则，并代之以社会理性，即从风险社会的现实挑战出发试图超越“方法论的国家主义”——质言之，他其实试图超越沃勒斯坦所界定的那种把“国家”视为前设性分析单位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所谓的“方法论的世界主义”，正蕴含着这样的理论抱负。
贝克写道：“想当然的民族国家参照框架——我所谓的‘方法论性的国家主义’——阻碍了社会科学对世界风险社会之动态和矛盾心态（即各种机遇和反讽）的理解和分析。”“我们正处于其基础在过去百年中得以构想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轮替过程中。社会学的第一个百年已经结束了。在现在开始的通往第二个百年的途中，社会学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必须被进一步拓展和重新界定，也就是拓展为世界主义格局。”贝克构想的“世界主义社会学”，首先有别于“民族国家社会学”，即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并将“国内和国际、我们和他者、内部和外部”作为社会分析之本体论预设的社会学视角。它也不同于“普世主义社会学”，因为它“不从抽象事物（这些抽象事物往往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背景中推演出来，比如‘社会’、‘世界社会’、‘世界体系’、‘自主的个体’等）出发”。不无遗憾的是，尽管贝克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著，甚至还于2012年获得了欧盟研究理事会高达250万欧元的研究资助，试图基于东亚（中日韩）和欧洲大都市间的相互连接性探讨“正在浮现的气候灾难及其所预期的政治和社会反响是否以及如何催生新的‘风险共同体’”，但从已呈现的成果来看，其“世界主义社会学”目前其实仍处于构想和呼吁阶段，远未臻成熟。这固然与贝克的溘然而逝有关，但亦指向了他的理论限度：在全球政治秩序和治理结构不发生“后威斯特伐利亚”性根本转变的条件下，何以仅靠视角的转换回应“去在地化”、不可计算、不可赔偿的全球性风险？在市民社会尚未摆脱政治国家监护的大量非西方国家，如何靠他所寄予厚望的“全球亚政治”应对世界风险社会？这就指向了全球政治秩序的重构和非西方国家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而它们属于贝克不甚擅长的政治理论领域或不太熟悉的非西方国家的风险治理问题。因此，这不得不说是其理论局限。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