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政爱民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古代儒家伦理不仅是针对智识阶层、普通民众而说，也是针对一个国家统治者、君王而说。儒家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仁政”，最好的统治者应该“爱民”。《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③可见修身养德不仅应该成为统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根本任务。
“仁”是孔子的发明，是君子品格的核心。在成为君子这一点上，君王和一国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君王也应该是一个“仁者”，心中充满仁爱。好的君主在儒家政治思想里，应该符合“内圣外王”的要求。“内圣”即是前文所述内在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外王”是将这种品质和精神施化于外，而与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之上。从逻辑上来看，“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是儒家人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延伸和体现，“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仁爱”的君子品格和圣人修养就是“内圣”，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就是“仁政”。
“仁政”理念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爱民”。君王和权力集团虽然掌握国家权力，但是权力是为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发展、国家富强而服务的。孟子最著名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明确指出政治是“以民为本”，政治的原则和追求应该是以大多数人的人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利益为标准。我们再看《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话，“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是为少数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当前社会转型期，我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一理念的体现，也与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伦理是相通的。打造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更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部分。一个廉洁高效政府的存在，一群宗旨意识强、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的存在，一支服务意识强、道德素质过硬的公务员队伍的存在，将会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牛鼻子”，只有把这只“牛鼻子”牵好，才能为我国社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的领导和引领力量。
因此，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一定要把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党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品质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培养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之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带头示范。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如何，领导干部的作风极其重要，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从”、“上好德而下好善”，党员干部道德素质过硬，才能为社会全体树立了楷模和典范，反过来，“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浮夸而下做假”，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低下，将会给社会的道德风气带来极其恶劣的危害和影响。
儒家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
古代儒家在社会伦理上尤其强调“义”字。“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把“义”看作是君子品格的主要内涵。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⑥孟子的主张基本代表了儒家“重义”的思想。义者，宜也。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按照人伦事物本来之理而行动，虽要追求自身之利益，即私利，但倘若私利与公利发生冲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生冲突，则需有“公在私先”、“人在我前”的道德取向。
儒家见利思义的价值追求是有其深刻洞见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追求自己的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追求如果变成绝对，不受约束和引导，人人皆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变得恶劣，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成为空谈。当自利变成个人价值的第一性之后，利他就会成为无足轻重的道德选择，社会关系必然充满不和、斗争，乃至无序、混乱。要使得社会人人相爱，关系相和，秩序井然，就必须将“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深入人心。只有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是与群体息息相关的，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社会个体之间情感的冷漠，伦理的贬抑，道德的丧失。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欲，不惜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过分追逐物质利益也导致了社会诚信的缺失，使社会整体出现道德信任危机。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油炸食品、掺洗衣粉的油条、饭馆的地沟油、猪肉注水等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现象频现。如此诚信缺失、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自然使每一个个体感到无助、无奈，不相信他人和社会，宁愿选择自保。当社会中交往的人们互不信任，只谋私利，道德准则与行为也就成为“生存的大敌”，而遭人贬抑与放弃。这就需要在道德建设上要能够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上培养超越物质利益的道德伦理观念，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
“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是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我国应在全社会形成“以义为贵”、“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提倡道德利他原则，弘扬助见义勇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坚决反对危害群体和集体利益的行为，让“以义为上”、“见利思义”成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
儒家君子教育与现代人格教育
古代儒家教育有所谓“小学”和“大学”之分，小学即“扫盲”，包括认字、基本常识学习、礼仪学习等。“大学”即经典学习，包括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文史典籍等，以及修养实践等。古代儒家的教育体系并不在于人智识的开发，而在于从小培养人之道德品质，塑造君子品格，将来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人。
因此，儒家的君子教育除了在知识理念方面的学习外，还格外注重修养实践，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如《论语》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⑦《中庸》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之后强调要“笃行之”。正因为如此，道德理念和价值在古代社会就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就其负面性而言，也有极端绝对化之后的“封建迷信”、“死板教条”，但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在全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实践中讲究做人要讲道德，为人要讲仁义的积极影响，则是不容忽视，而应该积极借鉴的。并且，儒家的“君子教育”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道德观念根植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道德的培养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融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修养的综合体，是要在人从小到达的学习实践和生活感悟中去内化的。
反观当前教育，智力教育和知识培养似乎成为了主体，但实际上，国外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和人格教育，如美国教育部推荐读物《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封面就写道“学会做人，学会辨别是非善恶，比学习专门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一个德盲远比一个文盲对社会更具负面效应。”
不要“德盲”不正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追求和坚持的教育理念吗？然而，由于受文化割裂和西化思想的影响，我国现在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还是过分重视知识教育，以应试为本，以分数取人，从而忽略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人，由于从小所受教育的偏失，在进入社会后，面对各种挑战、冲突和利益诱惑时，往往是没有抵抗力的。
目前的道德教育主要是至上而下的“理念宣传”和“思想教育”，还缺乏自下而上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社会道德建设一定要以人格教育为根本解决办法，人要充分汲取儒家君子教育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精华，进一步发挥“国学”修身做人，践行道德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让这些精华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观和自身修养产生重要的影响，帮助社会个体提高自我修养，完善自我品格，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尤其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要以国学为载体，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普及中华经典教育，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夯实道德基础，形成道德行为规范，铸造道德精神内核，使我们的教育培养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现代人，奠定我国社会和谐发展，道德昌明的基础。这对于实现我国道德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我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以其系统完备的理论思想和实践体系，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有许多启发。其注重人之本性道德价值的建设提醒我国在道德建设中一定要不断继承和创新新时代的道德内涵。其“仁政爱民”的政治伦理强调社会领导阶层道德品格的培养，也是我国现如今社会道德建设急需的。“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恰恰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念上不谋而合。君子教育的伦理方法论和实践路径则更是提醒我们，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教育，在于塑造一批拥有较高道德素养和优良品质的国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
【注释】
①④⑥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5页，第324页，第252页。
②⑤⑦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第235页，第47页，第95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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