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上帝在逐步启示中证明自己存在的神秘过程
谢林在完成知识的同一性建构后，转入对实践领域的考察。实践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谢林仍然以自我为对象，并把二者的统一演变为历史哲学的建构，也就是变成绝对进行启示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谢林在德国唯心主义中第一次把历史提升为先验哲学的主题”。⑩然而，正是在对历史的建构中，谢林诉诸上帝的启示，从而赋予历史以神秘主义的意义。
首先，谢林基于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来建构历史。历史既是自由的—“任性是历史的女神”，每个人都出于自由意志而行动，并把主观的个性自由和目标外化为客观的现实；历史也是必然的—“完全没有规律的事物或一系列无目标、无计划的事件同样不配称为历史”，每个人的任性活动并不导致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从结果上与历史规律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历史作为自由意志的实现史，在人类自由表演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合于隐蔽的必然性。人发挥自由能动性的所有行动都发生在历史之中，同时也与历史必然性结合在一起。
其次，自由与必然之间并不存在彼此产生和归结的关系，二者的统一是两个序列的一种预定和谐，从而保证其相互包容地共在与契合。这种预定和谐既不能出于客观的东西，也不能出于主观的东西，正如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所昭示的那样，现实世界中的和谐之充足理由要到彼岸世界寻找根据，因此预定和谐只有借助于某种更高的东西才是可能的，这就是上帝，作为最终本原的绝对（同一），它“是自由中包含的规律性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中包含的自由的根据”。上帝（绝对）才是历史背后的操控者、导演者与安排者，自己并不出场，而是让演员—人类社会的成员—出场。每个演员都出于自由而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活动，这种有意行为产生的结果是无意识的，是出乎自由之外的，但这一无意识的结果恰恰也是历史的一个客观效果，是合乎必然的。通过这种“二位一体”的过程，人们实现了本己的真实自由，更实现了上帝的真正意图。
最后，上帝作为预定和谐的绝对根据，逐步将自己的内在性展示或显露出来，在自由与必然的和谐运动中启示自己，并把这一启示过程历史化，也就是与现实历史达成合一（同步）。绝对展示自己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由此历史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整个历史都是绝对不断启示、逐渐表露的过程。……上帝是不断地把自己启示出来的。人通过自己的历史，不断地作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而这种证明也只能由全部历史来完成。”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命运时期，对应现实中的古罗马之前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上帝化身为隐蔽的命运，其特点是盲目性、冷酷无情、无意识、隐蔽性。第二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自然时期，对应现实中的以罗马帝国为起点一直到当时还在继续（即现在）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上帝是自然规律的代名词，其特点是显明性、机械性，但仍然不是上帝的完满显露。第三个时期是未来时期，也可以称为奇迹时代。只有到达这一阶段，上帝才显现为天意，也就是最完善的展示，作为精神、也作为现实的行动而显现自身。由于克服了异化形式，上帝才复归其本真意义上的存在。当然，这一最高阶段还没有对应的现实形态，只能被预见为一种趋向，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将来时。
谢林的历史观中隐含着神秘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历史归结为绝对不断启示的神秘过程。历史的演变就是上帝启示自身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只不过是扮演各自角色的演员，在历史规律中所能觉察和确认的也只是天意，而且人类通过自身行动而创造的历史也只不过是在为上帝存在作证明，这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历史合理建构的原因和目的。上帝通过历史的展开来启示自身，历史通过上帝的启示而获得实证性和现实性，这一过程所出现的一切，都是天意和命运，这就取消了对历史辩证运动的理性认知与逻辑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谢林继承了神秘主义思想家雅各·波墨的观点，把上帝分成三个原则：第一，“无区别时期”—这是神性的最原始的基础和最原始的浑沌无别的阶段；第二，进入“根基”（或“原因”）与“存在”相区分的阶段；第三，区别性相同一和相协调的阶段。这正好对应于历史的三个时期。也就是说，现实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于上帝的三个原则，是对这三个原则的具体展开和演绎。由此，人类历史进程就被谢林神秘化为从上帝到上帝的过程，完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
其二，历史展开所根据的上帝，不是康德式理性宗教观的上帝，既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也不是理性推论的结果，而是彻底的宗教的上帝，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就是说，谢林确立上帝，不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把上帝仅仅作为逻辑起点或道德需要而设定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上帝，而是作为最高的存在而确定的信仰的上帝。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正是通过对上帝的神秘性注入来冲破西方哲学传统对上帝的理性化禁锢。实际上，上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是“非肉身”的，其本质是精神，否则什么也不是。谢林则反对这一传统，“‘现实的东西’必定也存在于上帝之内，这在谢林那里就包含了一种充满激情的重音。谢林确信，《旧约》的上帝是火和激情，但在基督教思想中，这个上帝就被亚里士多德纯粹思辨的、冰冷的神排挤掉了。因而，对于谢林来说，最为关切的事情就是要证明，上帝必定既是光明也是黑暗，既是理智也是意志，既是爱也是威严，等等—用我们时代的话来说，即 numen fascinosum und numen tremendum （既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上帝又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上帝）；既是光明和思想的力，同时也是激情的力。”这样的上帝只能是理智不可认识而只能当作信仰的对象。由此，这就对历史以及实践理性的本源做出了非理性的解释。历史在这样一个有人格的、有意志的上帝的启示下展开，自然是理性无法说明的，只能随着上帝一同神秘起来。
当然，谢林于1804年发表了《哲学与宗教》，这成为其哲学主题向宗教神学迁移的标志，也正是在从先验唯心主义向天启神学的过渡中，谢林哲学神秘主义的思维成分与精神风格愈发明显。可以认为，在晚期著作中，谢林诉诸神秘的天启与信仰，致力于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更加明显地走上神秘主义之路。
（作者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赵林：“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文史哲》，2004年第5期。
②③④⑧［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页，第274页，第274页，第250页，第240页，第241页，第250页，第252页。
⑤［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乐小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6~157页。
⑥［匈牙利］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⑦《谢林全集》（第3卷），转引自邓安庆：“知识·历史·艺术—试论谢林先验哲学体系的三大主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⑨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⑩Werner Marx：《谢林：历史、体系、自由》，转引自邓安庆：“知识·历史·艺术—试论谢林先验哲学体系的三大主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1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德］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与之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邓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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