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作为一种宣传民众、营造舆论的工具，其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清末有名的四大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间，前后历时近四年之久。当时参与办案的余杭县幕刑名师爷章纶香为余杭县令刘锡彤伪造了杨乃武买砒霜杀死葛品莲（小白菜的丈夫）的假供词。他引诱药铺老板说：“仅待子一言，即可结案”，并教他编造了杨乃武到他店中购买砒霜的假情节。县令刘锡彤立即据此断为谋杀亲夫案，“毕当凌迟，乃武当论斩”。案件层层上报，中间虽经京控，清廷下令复审，但复审仍“卒照原议覆奏”。杨乃武与小白菜至此只能“延颈待决”。但上海的《申报》对这一案件审报经过报道甚详，“报端复缀有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由于《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过程的如实报道，虽然“余杭县令以为案无可疑，……官场诸人亦皆以为铁案如山，无可平反。”浙江省官场也对《申报》进行刁难，诬蔑《申报》向来喜列谣言，意图禁止。但这些报道还是引起了浙江士子们的关注与不平，借会试之机到京城申诉，“控之于都察院”；同时，此案也引起了某国公使的关注，借此讽于总理衙门。迫于各种压力，清廷终于下旨送刑部复审。复审时，《申报》又派专人到京城进行现场采访，将案件真相向社会披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案最终得以平反，与《申报》的连续报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张之洞在鄂，有要事皆秘商竹君（凤昌字），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③可见当时报纸舆论的影响是可以“传遍朝野”的。戊戌变法（1898年）时，有些幕友甚至参与办报活动。当时维新派所办《时务报》，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参与其事。报纸发行后，张之洞认为它“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并要求湖广善后局定购该报288份，寄送全省各文武衙门官员、幕友阅读。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就在广州设广报局（张之洞认为“馆”字不妥，令改为“局”）委派他的幕友邝其照出版发行了广州的第二家中文报纸《广报》，这份报纸因为有总督张之洞的支持，销售很广，除广州外，在广东各地、港、澳、上海、梧州以及海外的新加坡、越南、旧金山和菲律宾等地都有销售。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其幕府中还设有官报局，《农学报》、《正学报》等幕府机构，王仁俊、陈衍先后任官报局总编纂；罗振玉除了任农务学堂总办外，还主持着《农学报》；章太炎则负责主编《正学报》。以上几个人都是张之洞幕府中的幕僚。
电报在近代幕府演变中的舆论引导作用
晚清幕府中还有当时新技术提供的新变化—电报。许同莘说：“历代之所无而近代之所盛行者，电报是也。中国之有电线，始于光绪五年。”④电报作为近代西方信息传播的新手段，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西方强国早已使用，光绪五年（1879年）中俄议约，双方谈判几至决裂。当时俄国从国内发出指示到上海只要一天，而中方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公文传递最快也要七天。迫于严峻的形势，李鸿章在大沽炮台试设电报线路，通到天津，便于向北洋各营传达军令。号令一发，各营倾刻响应，朝中大臣切实感受到了电报的好处。
光绪六年（1880年），由天津到上海布设了电报线。为了保守机密，尽可能不让外国人掌握电报往来及翻译事宜，李鸿章开办了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学成后大多在北洋各级幕府工作。光绪八年（1882年），招商局将电报线从上海延伸到福建、广东。此后各省陆续布设电报线路。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有旨：‘嗣后明降谕旨，均由电报局电知，各省督抚即行遵办，毋候部文。’自是电报与公文并重。而各衙署犹以电报为私文书，去官之日，携之以行，不入于交代档册，故《左文襄全集》、《沈文肃政书》后人搜罗编辑，不载电报一门。至吴挚甫先生编《李文忠全书》，始以电稿与奏议书牍并列。余编《张文襄集》，奏议仅五十卷，而电稿至六十六卷，则以文襄治事精神，具在于此，不宜删减，然所载仅三之一耳。”⑤
电报在清末是最快捷的信息传递手段，虽然清廷还用传统的驿传形式传递正式公文，但紧急公务往往用电报。在《筹笔偶存》一书中保留了大量山东巡抚洋务幕友起草的电文。从内容来分析，电文在当时还不属于正式的公牍文种，它行文简洁，不象禀、申、详、咨等有严格的行文规制，要层层套转，并用“等因奉此”等公文术语。如：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山东巡抚衙门奉旨查办并拿解贪官崔廷桂。由于事关重大，山东巡抚衙门在办理完后先是用电报简要汇报查办的情况。之后，又用奏稿详细汇报该案的办理结果。北京总署均鉴：亥前接漾电。奉旨：崔廷桂办理河工，闻其蚀款甚巨，着即拿解交刑部讯明治罪，并将该员寓所资财严密查抄等因。钦此。○○当即不动声色，星夜密派妥员，分投查抄拿解。现经查明禀报，该革员于四月十二日自曹起身，由水路回江南铜山原籍尚有大车四辆，装载箱包五十四件。内有衣物器具等项，寄存单县巡缉营李万昌处，当经委员如数查出解省，贮候变价归公。省城附近至东昌，济宁两处寓所，均无寄顿，容再委员确查。又悉得该员铜山原籍有田三十余顷，杮园一顷有余。所造市房，每月约收租钱七十余千。应请饬下江苏督抚就近严拿查抄。单县抄出各件，另行开单详细具奏外，谨先电请代奏。
这种公文处理方式类似今天秘书部门办理重要公务时先用简报这一文种及时汇报，再用专题报告这一文种进行详细的汇报。
从山东巡抚衙门当日为此事而拟写的奏折稿⑥来看，奏折中对奉旨交办的查抄革员崔廷桂之产的事情汇报得很详细。比之电报，详略分得很清。因电报只是简要报告，取其快捷，当时并不将其作为正式公文。故许同莘说，各衙门犹以电报为私文书，官员去官时，将之作为私文书带走，而不归入档案交给后任官员。后人编辑整理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文集时，也没有把电报稿编入。直到吴汝纶编《李文忠全书》、许同莘编《张文襄集》时，才将电报稿收入文。可见随着电报使用的日益普遍化，电报逐渐被认可为正式公牍文种了。如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一个情节来佐证，当时官场对电报和正式公文是分得较清楚的。《官场现形记》第十八回讲浙江巡抚有一次传见两司及道员时，电报局送进一封电传阁抄。“拆开看时，原来是钦派两位大员，随带司员，驰驿前赴福建查办事件”，巡抚只当一般新闻，向各位下属通报一下了事。但浙江臬台原来曾经作过小军机，对于朝廷的“成案最熟”，认为朝廷所派钦差不一定就是到福建查案。果然三天之后，浙江巡抚接到了京信，才知道钦差就是来浙江查案的；第二天又接到上谕，才确切得知朝廷“着派钦差来浙查办”。可见，在正式接到上谕之前，电报只是一个不一定准确的信息来源，直到上谕到了，才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直到今天红头文件的信息准确度与媒体消息有区别，道理是一样的。
报纸和电报一出现，就与幕府有了密切的联系。有些幕友出任报纸的主笔，或者参与办报。李鸿章幕府创立电报局，电报由于其快捷的信息传递优势，逐渐被各级幕府接受，并逐步成为正式公牍文书。为了培养电报人才，李鸿章还创办了电报学堂。中国第一批留学幼童，在经过近十年的学习后，被清廷勒令回国，其中有些人被李鸿章安排进了电报学堂。⑦自此，精通电报的技术人员成为近代幕府中的新成员。此后，由于电报涉及机密，机要性日益突出，精通电报的技术人员在幕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有些技术人员成为近代幕府中的机要幕僚。
到了民国时，报纸主笔与幕府的关系更密切。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早年在浙江《天铎报》任主笔，后与潘公展在上海办《商报》。1926年冬，陈布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南昌，与蒋介石相见，蒋请他写了一篇《告黄浦同学书》，这成了他为蒋介石所写的第一篇文字，此后蒋任命他为幕僚长，他由报人转为秘书。潘公展、陶希圣等人也是由报纸主笔而成为蒋的幕僚的。报人与秘书、幕僚，均是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文化人，都是典型的“笔杆子”，二者之间身份的转换并不难，民国时许多军政幕府中都活跃着由报人转任而来的秘书和幕僚。而电报这一文种，到了民国时期，已经演变成为正式公文文种了。民国时期的“通电”是公告、通告性质的公文文种，“电令”则是令文的一种，而掌握着电报收发及译电技术的人员则成为现代国家各级机关的机要秘书。可见，电报和报纸随着时代的发展，完成了历史使命的转变，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媒介。
（作者为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97～99页。
②④⑤李乔主编：《中国师爷名著丛书·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53、79页，第69页，第70页。
③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5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筹笔偶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⑦［美］K.E.福乐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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