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完善开放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对策
干部选拔任用是行政权力转移的重要关节，选出政治坚定而又敢于担当的好干部是选拔任用制度的目标所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民众通过代理人政府实现自身的权利，干部在政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既能处理好委托代理关系，又能按照既定制度选拔合适的干部至关重要。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一个增量改革的渐进过程，建设开放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需要从制度框架、制度分权和制度精细化等方面着手，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注重开放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框架设计。制度框架设计是一个增量变革的实践过程，制度框架设计包括顶层制度设计、底层制度设计和制度关键节点设计。顶层制度设计是指将干部选拔任用纳入到整个公务员制度当中，增强制度之间的契合性和关联度，发挥制度合力和制度刚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绩效考核制度、晋升机制和退出机制。底层制度设计是指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设计和规则细节设计，比如继续创新委任制、聘任制、选任制和考任制，整合其中的创新元素和环节；在规则设计方面，围绕考察、提议、动议、推荐、笔试、面试、公示等环节，进行优化设计。制度节点设计是指选拔任用制度设计应关注的关键点，比如，考察的形式、优秀干部的评价标准、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安排等环节中的关键性约束点。
第二，注重选拔任用制度的制度分权设计导向。通过制度设计吸纳和选拔精英人才的干部选拔过程需要进行制度分权，通过分权强化责任和权利，进而限制或减弱人治化的问题。制度分权主要包括对“一把手”的分权设计和选拔程序的分权。在提名权和动议权中，“一把手”的意见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和优势地位，虽然也设计有集体讨论等程序，但因“一把手”位高权重，掌握着本单位的人事任免权和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常导致集体讨论程序失效。所以，制度分权的关键一环是对“一把手”的分权设计。需要注意的是，一把手“分权设计理念核心在于合理规制“一把手”的权力，而不是严格限制一把手的权力。程序分权是通过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用制度选人代之以用少数人选少数人。分权化的制度设计注重发挥创新、合作与参与精神，通过规范的流程设计彰显公平和公正，而不是只走过场和程序。
第三，精细化干部提名和动议权的制度设计。在选拔程序中，干部的提名和动议环节至关重要，创新干部的预先选拔和培养制度设计，可以为选拔任用干部预先确定正确路线和有生力量。通过建立不同层级的后备干部人才库，在民意考察基础上，每年定期开展选拔活动，使所有具备资格的人都积极参与，将符合条件的干部纳入到储备人才库中。对进入人才库的干部实施定向培养，在选拔任用干部时，根据人职匹配程度从中推荐，这样既有助于全面了解干部的性格特征、经验阅历、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也有利于整体的人才培养选拔。这项工作需要党委和组织部门共同参与，而不是由单个人或单个部门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利用动议权和推荐权。在聘任制中，对所选人员的技术专业素质要求更高，因而聘任制下干部的提名和动议会与其他形式也有所不同，在原则范围之内，要注重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第四，保障职业发展利益和扩大社会合作机制。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职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除了破除职业壁垒之外，塑造职业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提供平等的利益保障，破除职业选择的利益差异障碍，引导不同的社会优秀人才向不同的行业分布，使那些真正具有政治抱负和实干精神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在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方面，积极引入社会专业机构和公众参与其中，创新合作机制。比如在干部测评、考试、考察和面试环节，采用电视直播、邀请公众评论员参与、邀请专业面试专家参与等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干部的群众认可度，使民意在选拔任用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公开性。
总之，建立选拔任用制度的吸纳与整合机制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公信度建设、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和创新都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方向。在选用干部方面，从伯乐相马转变为赛场选马，由少数选少数变成公开选拔，党管干部是开放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核心，制度选人和用人是主流，破除选拔任用方式和程序中的人治化色彩，不断创新法治化和制度化选人用人规则和程序，是新时期渐进增量改革的方向，增强委任制的制度刚性、强化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科学性、优化聘任制的专业性是当前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具体举措。
（作者单位：燕京理工学院）
【注释】
①南京市党建研究所课题组：“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法机制研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第60～66页。
②龚建桥：“公务员竞争性选拔制度变迁分析”，《开放导报》，2012年第3期，第30～33页。
③李又才，周莉：“当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与竞争上岗中的问题及对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88～291页。
④黄卫成：“竞争性选拔干部若干实践问题探析”，《唯实》，2011年第2期，第87 ～90页。
⑤黄小钫：“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历史变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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