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虽然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无法适应社会的转变，承担着阐释者角色的知识分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在鲍曼眼中，阐释者也正面临新问题：阐释者丧失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本身应承担的功能—构建道德责任和干预政治过程，在日常生活领域日益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
在鲍曼那里，知识分子与专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鲍曼视角下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承担着特殊社会责任和使命的群体。他们自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监督和审查公共事务，当政治家们，也就是公共舞台上的职业管理者疏于管理时，知识分子会在关乎公共政策的事务方面，尤其是在具有伦理意义的事情上，站在全体公民的立场发表讲话并讨论该事务的合理性。所以，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超越党派利益、代表公众利益，为社会全体服务的一类人。而专家的概念要比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肤浅的多，专家是提供专业而又精密和复杂的服务的技术人员，其标志是他们作为一个知识阶层的成员在教育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正式的凭证，或已经获得某个专门的职业团体的成员资格。鲍曼分析说，知识分子与专家相比较，他们不仅是各自专业的最前沿的实践者（这一点专家也具备），而且他们站在公众立场，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和尊重（这一点超越了专家）。所以，专家只是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知识分子肯定是专家，但专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即知识分子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这两种角色面临失灵的危机。在消费社会中，国家已经很少需要知识分子的服务，社会民众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解释，相反，国家和民众对专业化专家的需求却不断增长，这让知识分子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为了取悦国家和民众沦落为专家，要么被国家和民众抛弃。对此问题，鲍曼一方面坚持声称，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在后现代社会还会继续发挥功能。因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多元主义盛行，全球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不复存在，现存的各种世界观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更准确的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上）。而知识分子的后现代策略—阐释者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力量，阐释者可以成为各种“将每一个社会特殊的语言转化成其他的社会成员可以理解的形式；也可以向一个特殊的社会成员解释其价值观”⑩。但另一方面，鲍曼对知识分子与专家之间的竞争表示隐忧。因为专家知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且具有自我扩张和自我繁殖性。一般来说，专家知识在某一特定领域变得越集中化、专门化和自治化，新的技能（新的技术能力）就越有机会被发明出来，结果技能要求应用，但借口是问题需要解决，于是，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的问题在其解决过程中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专家知识实现了自我增长与自我繁殖，这是知识分子的立法与阐释角色无法做到的事。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专家知识为个体的不安和忧虑提供了解决方案，专家建议和由专家设计的物品满足了个体理性且确定性的需求，专家知识成为个体躲避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的主要途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与道德责任感在消费社会中已经被市场取代，消费市场与商品诱惑成为社会整合和维持秩序的主要机制，成为社会中关于道德伦理的“仲裁者、观点的制造者和价值的确认人”。据此，鲍曼又认为，知识分子在与专家的竞争中肯定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有继续弱化并被专家取代的危险。
结语
鲍曼正是在上述的矛盾性态度中表达了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我们从其言论中可以考察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将会沦为解决个体矛盾的专家，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将继续扮演阐释者角色。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社会学系；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USRP111A64）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第12页，第13页，第1页，第1页，第2页，第2页，第4页，第5页。
⑩［英］丹尼斯·斯密斯：《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预言家》，萧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第125页。
责编 / 许国荣（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