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提出，并不是说环境利益的概念可以脱离人这个主体。因为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当然也是法律产生的原因。由于个人权利和整体环境利益的不对等，让人们开始反思环境利益的平衡与保护是否一定要借助于权利的界定？因为环境利益与传统的法益如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不同，不过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诚如奥斯汀所言“权利之特质在于给予所有者以利益”。当年德国刑法学家毕伦巴姆认为，权利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是一种形式的东西。某一种权利的背后还是利益，权利不能脱离利益而存在。⑥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因为一种利益要上升为权利，除了需要具备法律予以认可的正当性外，还必须要满足权利的其它构成要件，尤其是主体性和意志自由性。正因为有些利益缺少主体的明确性，或者无法与意志自由相关联，所以即使本身内容正当，也不能被法律以权利的形式予以认可，法益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因为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利益不能以权利予以保护，比如环境利益。环境利益源于环境权概念，在当今时代，权利话语遮蔽了法律天空，怎么解决这些虽然不具备权利条件但有保护必要的正当利益，就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
最后，法益来自于利益与权利的差别，但法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环境利益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权，但它权利主体的公众性、权利客体的客观性，使环境利益也成为一种权利上升为法律的保护对象。生态价值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考虑定罪时就不能只注重对人类造成的实际损害，就像传统刑法上要求造成多少人伤亡、多少森林被毁、多少河流被污染等等，如果仅仅纠结在这些方面，不但不能达到对环境的保护，可能还会导致更大破坏。瑞士刑法很早就立法保护森林，谁破坏多少森林，就要栽种多少以补偿，这里不是有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考虑由于森林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利益的损失。所以，我们的刑法不仅要从立法思想上突破传统的人本主义观念，还要在司法上改变原来的以实际造成的损失来定罪量刑的理念，必须要考虑该危害环境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能仅考虑直观利益，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
由于立法者发现了环境状态的巨大价值，一些国外的环境刑法已经规定了“环境犯罪危险犯”，不单单从犯罪结果上来定罪量刑，而是认定危害行为只要足以造成环境破坏的危险就为罪。如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是在其不同的介质及其他表现形式上来理解。⑦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强调的仍是如何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至于“过度”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为本文提出的环境利益法益观，并非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理论路径，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学理性比较强的命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提出各自的观点，可以说是总说纷纭，其中不乏有很高的见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过，纵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应该说各种学术观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有其探讨的意义。
（作者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2400410448）
【注释】
①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杨通进：“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迭共识”，《伦理学》，2006年第6期。
③简基松：“论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④杜万平：“论环境刑法法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⑤王秀梅：“环境刑法价值理念的重构—兼论西部开发中环境刑法思想”，《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⑥张明楷：《法益初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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