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奉献代表着那一代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
张双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我和俞老师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93年冬天，我从安徽大学来复旦直升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当时哲学系主任黄颂杰老师打电话问我想读什么专业，我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面试那天，他们就把俞老师从家里叫来参加面试。俞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实际上考验出来我的学术功底是非常不好的。他问我，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那么你知道现在这个领域的教材有哪些吗？我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教材。俞老师说，你等下到国权路上的经世书局去看一下，里面有个黄皮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可能有用。我找来一看，这本书就是俞老师和陈学明老师编的，而且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教材，它不是按照一般的教科书方式写作的，是在直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个流派做了清楚的介绍。
我进入复旦后，读研究生期间跟着俞老师上过一学期课。课程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塞到他工作信箱里，我想俞老师如果有空看，哪怕点评一句，我都很满足了。寒假过后，我收到被他全面改过的文章，他还告诉我以后这个问题还应该从哪个方向进一步去研究。他那时是系主任，非常繁忙，我的一篇文章花费他那么多时间，在此过程中领悟到他对待学术的严谨，这对我的影响很是深远，难以言表。
我1997年留校，1999年调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和俞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我从2000年开始攻读在职博士，他是我的导师。自此我跟俞老师的接触是全方位的，我们共同守护着、发展着这个学科。2003年俞老师女儿走了之后，他的性情有很大变化，他对学生和同事，在情感方面的交流要比之前多一些，所以我们家庭之间有更多的交往。我和俞老师有这样四个层次的交往，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特别丰富。
仔细想想，俞老师和别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教师。我曾参与过一个讨论：美国有researching university（研究型大学），名气比较大，也有liberal artscollege（博雅学院），老师会给予学生更多关爱，究竟应该把孩子送到哪种学校去？有一所学校的教务长说：一定要把学生送到大U，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身边要有学术榜样，否则，即使得到老师很多关爱，他还是不知道学术的内在标准是什么。讨论归来我就在思考，我们复旦大概是什么风格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俞老师，他是复旦优秀教师的代表，他可以在自己身上把这两个方面糅合起来，既是最为优秀的学术榜样，又无私地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学生身上。吴老师提到冯契先生评价俞老师的博士论文是“长袖善舞”，他上课时同样“长袖善舞”，讲西哲，讲马哲，大段背诵经典。他在树立学术榜样这一点上，绝对是做得最好。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比博雅学院的老师对学生还要投入，任何文章交给他，上面一定被画满红杠。学生未必同意他修改的每个细节，但在这一来一回间能深深意识到，每句话、每个字，都是不能松懈的。这种投入程度是从老一辈学者中传承下来的传统，而他自己在学术上又有追求和境界，二者合二为一，他实际上替复旦守住了学生心目当中的学者形象。由此我觉得，复旦要找的风格，和美国学校不同，其实是可以在某些学者身上实现二者合一的。
毫无疑问，俞老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接下来要谈谈他学术的特点。在俞老师生病之前，我倒并未特别读过他的全部著作，他病倒之后，我特地去看他一路走来的学术经历，觉得吴老师谈到的特别重要——俞老师担当起了他这一代学人的职责。他们这一代学人，把每十年应该干的事情，基本都踩在点子上了。1978年恢复高考，他们在复旦如饥似渴地学习，是为了担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接着是1980年代初的桂林会议和后来的“哲学与改革”系列讲座，这时，他们有别于上一代学人的形象实际上已经确立了。
接下来，他的《意识形态论》又代表一个时间节点。怎样使当时中国的学术有学术规范，《意识形态论》应该是很好的代表。这是他留学法兰克福期间，搜集大量学术资源后写成的，他用规范的学术方式来研究意识形态这个在学术中非常真实又非常困难的问题。后来很少有人像他这样，能够如此认真地把学术资源充分消化，然后选取一个极其重要又困难的理论问题，对它进行很明确的阐述。
再接下来，经过他们一代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范围放宽后，俞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和西哲的打通方面做了很多贡献。最典型的是他的论文集《从康德到马克思》。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在理论上深化下去，要把马克思主义内部蕴含的各个复杂的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和更新，直到今天，还是俞老师后面一代学人要继续努力的事情。在这方面，俞老师这一代和复旦是走在前面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提法给出了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常明确的方向。
特别难过的是，在这个环节之后俞老师还有了下一个环节，但是他做不到了。俞老师认为，中国的哲人要想能够真正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当代的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一定要有发言权。这就是他计划了将近20年但最终未写成的《物与时间》。他经常说，我要卸掉所有担子，再来写这本书。写《物与时间》需要读中国古典哲学，俞老师以前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哲学并不特别钻研，但最近几年他有明确转向。因为中国的哲人要想在基础理论方面有贡献，就必须深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但这样的任务也太过艰巨了，《物与时间》大概是他学术上未完成的最大心愿。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俞老师身上另一个优秀品质，那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国内目前的环境很难让学者成为一个彻底没有其他任务的学者，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需要有人去扛、去担当的。俞老师对于教育事业本身的担当是他后半生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1999年我们申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时，没有任何档案积累，需要从零开始适应现代科层体制的要求。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还要俞老师、陈老师这些教授做很多琐事。不能说俞老师喜欢这些行政事务，他做这些，小的是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大的是为了哲学学科，再大是为了复旦的人文学科。中国的大学要往高处发展，必须有些学者，他们既要教书育人，又要做自己的科研，还要担当守护学科的重任，想方设法为学科的发展谋求机会。俞老师的所有头衔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事情。他除了是西方哲学的学科带头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负责人，还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和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的工作也是相当费心的，这关系到每个学生最后能否拿到学位。如果只是做一个相对纯粹的学者，也许他的学术成就更大，但这种奉献也许就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俞老师的这种奉献也代表着那一代人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
俞老师走的那天早晨，我们的老校长杨玉良来和他道别，我记得他讲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时正是学校要用人的时候。我想他讲的用人一定是各个方面都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学问和天资，也有对教育事业的担当。所以我想，继承俞老师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担当责任，沿着他的道路去投入，这是最重要的。
■《意识形态论》
1993年，俞吾金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契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为：如此全面系统地论述意识形态学说，在我国尚属罕见。2009年，《意识形态论(修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今年下半年起，1989年成立（1990年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对25年来资助出版的著作进行了全面梳理，从700多部获得资助的书稿中遴选出25部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在不同学科和不同时期具有较强代表性的著作，汇编出版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5周年精选丛书”。《意识形态论》以高票入选其中，足见该书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