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探索改革的优良传统。顺德对于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的探索一直具有优良的传统。
顺德的确在探索新城市化道路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但这并不能成为忽视现实困境的理由。这些困境与前述优势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充分认知，方能实现改革路径的帕累托选择。
首先，理论选择的困境。在西方，当代新城市化进程的主导理论主要有二，即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的优势有三：一是通过公共选择的过程引导基层（中心区及各镇）政府间开展有序、良性的竞争，最终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契合了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发展现状，促进人才要素的理性流动；三是适应多中心结构的新城市化特征，为基层城镇格局的重构提供基础和标准。
但该理论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一是其以城市居民的选择理性和“用脚投票”的现实积极性为基础，但根据蒂伯特模型，前者受制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的现状，而后者则极易消弭于各基层地方的同质性发展；二是该理论过于重视个人的偏好表达，而将社会公正问题推给政府间体制，这使我国的相关制度改革面临严峻考验；三是对于市场经济尚处粗放型发展阶段的顺德来说，基层政府间的竞争能否控制在良性的范畴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将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相较之下，新区域主义的优势在于：一是强调发挥社会的补充效用，不仅与“公共服务社会化”、“有限政府”等先进理念相契合，而且在政府权力清单呼之欲出的今天更具时代价值；二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必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将对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三是对“合作关系”的强调有利于预防或避免新城市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心城区空心化问题。但新区域主义也同样面临问题：一是随着社会公众介入决策的程度不断提升，如何应对其同奥斯特罗姆曲线所描述的“深思熟虑的质量与决策者数量间反相关关系”的悖论？二是为了整合局部效率与整体效率，新区域主义强调对基层政府间行政界线的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我国当前的制度现实。
其次，公共服务与基层政府的碎片化。作为多中心模式的题中之意，基层区域的多元化势必要求基层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与相对全面的职能以实现当地公共管理和服务提供的充分自给，然而这一趋势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的双重碎片化。解决公共服务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4中国新型城镇化低碳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优化户籍理念、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等均是围绕该问题展开。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其实是基层政府的碎片化：第一，它将导致政府效率目标设置的偏颇，即在全局效率和基层区域效率之间形成不良的博弈关系，最终延滞整个城市化进程；第二，基层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加大了政府间协调和治理的行政成本，同时放大了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消极效应；第三，碎片化对顺德未来“以服务业置换制造业”的发展规划形成直接阻碍——即使如李铁主任所言能够通过轨道交通建设来拉近空间距离，但在制度层面消弭碎片化的隔阂显然更加任重道远。
最后，立法权的缺席。虽然顺德已经获得了相当于地级市的行政权限，但却并不能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俱乐部”的入场券。根据《立法法》第63条的规定，除四大直辖市外，我国具有立法权的城市包括省会（首府）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这就意味着，仅仅作为佛山市一个辖区的顺德，在新城市化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原则和规范将只能通过政策的方式加以明确。在法治中国理念蔚然成风尤其是聚焦于法治建设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大背景下，未能搭上法治快车无疑将成为顺德模式在探索和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