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开放方面，金融是一个重要领域。目前金融垄断的格局并没有完全破除，大中企业、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信贷资源。从这个现状出发，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会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最关键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现在这方面步子太慢，顾虑太多，远不适应中国服务业开放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需求。从数据上看，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45家，发展中国家平均是25家，中国只有9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远不到位。
中国证券报：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有多大意义？
迟福林：第一，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适用于改革企业结构、搞活实体经济，有助于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难，也有利于各种小微企业的创新创业。目前金融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我们看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业态兴起，正是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凸显了中小企业庞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场化，要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上。
第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的目的是和服务业开放相适应。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过去强调发展大中型金融机构，是与做大经济体量、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相适应；现在发展服务业，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不发展消费性金融，不发展面向中小企业、面向服务业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会受到制约，高利贷等民间借贷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处于“二次转型”时代这个概念？
迟福林：中国现在正进入又一次大转型时代：第一次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大了经济总量，使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次转型就是当前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目的是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具体来看，从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反映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等全面转型的大趋势。在我看来，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涉及的面更广、更深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的三十年更有决定性影响。
在第二次大转型中，关键是要在2020年之前的六年里走向服务业大国，使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能达到55%以上，而且对经济增长贡献能够达到50%以上，吸纳就业率也能达到45%-50%，初步形成服务业大国的格局；然后再用10-20年时间，从服务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
中国证券报：在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应该如何判断趋势，抓住机遇？
迟福林：首先要看到大趋势，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正在走向服务业大国，我们也在逐步进入消费新时代，未来大趋势下需要抓住机遇，推进相关的转型改革。我认为，“十三五”改革的总思路就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为目标，以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线。这样才能适应大转型时代全面改革的总体需求。
这一阶段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过去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并积累更大风险，需要转变。二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更具深刻性。比如服务业的发展涉及到人和人之间、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和政府角色转换。三是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十分强。如果转型成功，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服务业开放有一个新的格局，就可以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新常态、公平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可能就会陷入更大的经济风险甚至社会风险之中。
因此，2020年是经济转型的历史节点，标志就是能不能初步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能否成功的关键则在于，适应这个大趋势推进全面转型和改革。
中国证券报：能否这样理解，如果没有做好理念上的转变和全面的开放，改革就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迟福林：没错，改革一定要认清大趋势，中国已经走过了做大经济总量、政府主导增长方式的阶段。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和人口城镇化的新时代，国民需求从物质需求转向服务需求，工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认清趋势，才能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这势必涉及改革和转型，涉及更深刻的制度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大趋势的转变必然要求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理念需要变革，因此我们倡导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重视中小企业。如果理念上没有转变，我们就可能错失发展机遇而陷入被动。
中国证券报：大家都在说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体现在什么方面？如何攻坚？
迟福林：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36年后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不仅能将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中国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通过改革的历史性突破，中国就能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到了今天，所有的改革都面临固有利益关系格局的掣肘，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比以往要大得多。要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能不能打破利益关系，政府能不能对自己动刀子，从而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目前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点，不能再拖延下去，否则改革很难推进。
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顶层推动，要有高层次的统筹协调。在涉及利益调整和权力结构调整时，统筹考虑利益关系调整，拿出具体办法，这一点特别重要。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和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是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凡是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改革都是最难的。
“一带一路”引领区域一体化
中国证券报：近期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珠西经济带等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如何看待经济带规划出台的意义和效果？
迟福林：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国需要加强和周边国家联系，加强对外开放。我认为，区域一体化真正的战略是“一带一路”。在这个背景下，每个区域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发挥各自区域的优势特点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比如海南岛就应该成为南海合作基地，率先建立“岛屿-海洋经济体”；西北可能会成为丝绸经济带。此前我去甘肃调研区域经济发展，建议可以在两方面重点发展：一是矿产资源下的自由贸易进程，因为甘肃矿产资源做得很好，矿产资源的加工贸易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二是继续以敦煌为重点的国际化旅游产业。当然，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还是开放，过去作为开放末梢的城市，现在应该成为开放的前沿。例如，云南成为开放的前沿，不仅有利于云南在区域经济中获取新的增长动力，而且也有利中国实施服务贸易，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从而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中，使中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证券报：当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需注意哪些问题？
迟福林：首先，一定要从各个区域的特点出发，确立它们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其次，要更注重服务贸易的开放，服务贸易的开放可能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主要的推动力。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既是我国转型升级的需求，更是中国市场连接区域市场、连接全球市场的一个新亮点。第三，由于各个区域特点不同，在支持不同区域对外开放方面应该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强化区域在客流、物流、资金流的互连互通。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有自信在开放的步子上迈得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