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的社会期待妨碍社会信任的形成
许多学者将信任看做一种预期性的心理状态，从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和取向分析信任，也有上升为从对他人和社会系统的普遍态度或期望来定义信任。作为期待的信任，体现了信任的理性形式，可以分为两类情况：指向“义务”的期待和指向“道德”的期待。指向“义务”的期待植根于一种特定的观念，即社会交换模式。推动人们持续进行交往的动力是资源收益的最大化和损失的最小化。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人们需要估计他人如何应对自己的行为，关心他人的未来可能行为，以便基于此而策略性地进行活动，最大程度获取期望的资源，将个人代价降到最低。
指向义务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基于社会角色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对他人在社会中承担特定角色的认识基础之上，更多是对“角色”本身的抽象认识与判断，并将这些认识与判断赋予到承担特定角色的具体个体身上，至于个体实际的能力、动机、品质、意图和性情的认识信息与线索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角色本身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替代对角色承担者所需要的个体认识。由此而来，社会中的角色本身与对角色胜任力的强烈期望紧密关联。人们通常相信角色承担者具有完成受托责任和义务的意图与能力，并且期望角色承担者履行与其承担角色相匹配的受托责任和义务。因而，在即使缺乏对角色承担者个人认识或者先前交往经验的情况下，人们对角色关系的期待仍然持有一种预定信任。
然而现代社会中，角色、规则以及同一性面临着诸多威胁，这些威胁源自于因内在的规范、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坍塌而产生的风险。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生活道路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发言权，外来的束缚力量越来越少，社会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至高无上的旧有权威不复存在，僵硬固定的秩序日渐化解消亡。人们不再被动地、受驱使性地进行社会生活。但是，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也表现出存在前所未有、无法预料、难以控制的全球性危险。安全感、稳定感日渐销蚀，隔离化、分裂化日渐增长。社会流行焦虑、不安、不确定和躁动的情绪，基于义务的社会期待时常显得非常脆弱。
缺失社会善意导致社会信任的虚化
信任表现出多个层面的形式。最基础的是亲密人际关系层面，其核心关系到信任的本体论基础。信任的形成根基源自于早期儿童社会化过程以及亲子关系的养成。在与养育人持久、可靠、温暖、安全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婴儿自身发展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信任感。第二层次是紧密的群体关系层面，主要是周围身边熟悉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有着共享的表征、预设和价值观，构成社会信任的基本条件。第三层次是组织层面，表现为公共的秩序、条文的契约和制度的实践。最后就是社会的层面，指文化、国家或者区域等更大公共领域的广义层面，体现为更一般的、抽象的、非人格意义的信任。前两种层面信任形式具有浓厚的人格化色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结果。后两种层面信任形式则表现出非人格化的色彩，是一种“自为”的过程结果。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后两种层面的信任形式仍然包含基于道德的信任期待，即基于社会善意的期待，其特点是显现出社会利他。
在有些社会群体情境中，人们的信任判断更多地与责任认同相关联。关于社会困境中人们合作行为的研究发现，责任感反映了对群体的一种社会取向，它不同于由于他人行为而对个人利益预期得失的计算。那些对他人高信任的人觉得有道德义务去进行合作，高信任的人进行合作时很少考虑群体中他人做了什么或者他人期待做什么。对群体及群体价值观的认同会加强个体从资源库中动员资源进行非义务性的合作行为。对于群体而言，具有高社会善意的人觉得有责任去发展出对群体及群体价值观的认同。这种合作区别于基于对他人行为期待的合作。具有高社会善意的人出于责任感的道德行为时常表现在利益群体内，为了群体利益作出努力，群体内所有人都有可能得益，但成本则由他个人来承担。
基于社会善意的期待常常因为社会善意受到怀疑，进而导致信任的虚化。怀疑效应会造成两种类型的归因结果：一种是保守主义归因，即引发个体怀疑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体提高接受行为信息的阈值。换句话说，一旦意识到违背信任的可能性，个体可能会倾向于避免急于做出判断，维持需要再三斟酌的状态。第二种是复杂性归因，由于消极事件降低信任的程度超过积极事件增加信任的程度，引发个体怀疑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行为的潜在动机和原因进行反复、仔细的考虑。无论怀疑效应造成何种类型的归因结果，“负性偏差”现象经常存在。不信任一旦形成，就趋向于强化和永久保持。不信任倾向表现出主动抑制那些潜在可能克服不信任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经验。由于抑制这些人际交往和社会经验，本已稀缺的社会善意更加受到遮蔽，造成不信任氛围的弥漫。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