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两人的实践智慧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在柏拉图主要是灵魂对于宇宙本质和理念的探寻，在伊索克拉底则主要是公民在现实实践中审时度势的行动能力。理论思想上的分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理论的智慧和实践的智慧归根结底是灵魂不同部分所特有的品质，彼此的对象自由有所差异。因此，以注重经验事实著称的亚里士多德，就根据客观的理性活动方式，将phronesis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智慧。而这一思想的成熟是一个经过了批判与扬弃的漫长过程。最开始，亚里士多德以学园的视角对伊索克拉底进行批判，随后又以更高视角对学园的理论进行自我批判，最后形成了独立成熟的实践智慧思想。
由此可知，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首先，他接受了伊索克拉底所阐发的在具体事务中的实践智慧，随后又继承了柏拉图式理论规范性的实践智慧，并以此来批判伊索克拉底的实践智慧思想，但是在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扬弃之后，他发现了柏拉图式实践智慧思想的内在问题，最后亚里士多德选择摒弃柏拉图规范性实践智慧的根本原则，选择了伊索克拉底实践智慧的传统形态，将实践智慧与理智德性和实践活动高度结合，但又没有彻底摒弃柏拉图实践智慧的规范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实践智慧中的普遍实践原则与伊索克拉底实践智慧中的具体实践方式进行了有机融合，由此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立的、综合的实践智慧思想。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近代演进与走向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大部分，也就是从这时起，实践智慧开始出现重大分野。回顾西方哲学发展史，尽管两者出现过分化，但理论智慧始终都对实践智慧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古代伦理学家不断抛弃肉身干扰来获得灵魂幸福感。为了实现这一伦理价值诉求，无数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不懈努力。
虽然近代哲学家消解了传统落后的伦理价值体系，但却构建了一种世俗性和功利性色彩浓厚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情感主义者立足于个体情感，对实践智慧的人性基础进行理论论证。休谟以个体经验为指导，探析了实践智慧的人性基础和社会根源，而卢梭以先验天赋理论为指导，对实践智慧的人性基础进行阐释，在两人思想的熏染下，康德力图融合两人的思想，对理性有限性和理性自由性行了理论界定，有限性是纯粹理性的特征，也是现象世界的特征。而自由性是实践理性的核心内涵，普遍性和独立性统一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能够以内心道德律或“绝对命令”为标准进行自然立法，这里的“绝对”主要是指其无条件性和自因性，理性可以完全摆脱情感因素，甚至无需对法则的生命体验，就可以能够单凭实践法则来决定个体意志，而且由于身为纯粹理性所具有的实践力量，赋予了他为自然立法的基本能力。就这一层面来讲，实践理性凭借自身谋划能力和品质而获得了在实践智慧中的重要一席，而所有能力形成的基础就是“绝对命令”。可见，康德立足于本体论对实践智慧加以阐释，由此也表明了尽管实践智慧在近代哲学中被打上了鲜明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烙印，但依然未能彻底摆脱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束缚，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为道德实体的现象中加以证实。
当代语境下，实践智慧日趋世俗化和功利化，“最大幸福原则”开始成为一种哲学标签而被新功利主义者们大肆标榜，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功利原则为基础。公立原则根据个体幸福倾向来决定某种行为，而这种行为是包括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的所有行为。当代哲学家罗尔斯以机会均等主义为视角，对社会正义的产生机制进行阐释，他指出，社会正义的产生离不开两大基本条件，一个是“无知之幕”的社会环境，一个是政治权利平等和经济差等两大社会原则，同时社会政府要将弱势群体的利益置于重要位置，以此来实现社会正义。而新自由主义者则是以个体与社会相互制约机制为视角，指出个体自由的实现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基础，所以他们主张最小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实现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若是政治哲学能够成为显学的话，那么实践智慧也应该成为一种显学，只不过它是以世俗化方式联结着个体与政治和道德。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当代价值
面对传统哲学形态中实践智慧过于形而上和当代哲学形态中实践智慧过于形而下的问题，重审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也就成为解决这一哲学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有助于改善当代技术智慧不可一世的狂妄。当智慧作为科学技术的一种存在形式时，这种智慧就失去了其形而上的哲学属性，成为了一种形而下的创造活动，而这一活动的背后是实践形而上内涵的彻底丧失，消解“实践形上”维度转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实践“形下”上的时代趋势赋予了科学技术存在形式的合法性。实际上，这种时代趋势的出现离不开主体性哲学的时代演进，主体性哲学赋予了“理性”最高的存在地位，最为显著的就是理性强大的社会改造能力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性至上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科学技术锐意进取精神和改造自然社会能力至上的形成过程，如此一来，科学技术就化身成了理性，对自然和人类进行单方面、彻底性的肆意改造，而这种单方面的强大攻势导致了自然系统的紊乱和人类社会的不和谐，并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想要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但自然和社会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又使这一梦想化为泡影，而两者之间的冲突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创伤，如生态危机、资源危机和民族矛盾等问题。可以说，当代哲学形态中实践智慧形而上的研究已经完全丢失，这也带来了科技理性至上的问题。所以，要想避免走向以科学技术为最高信仰的极端之路，就必须重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内涵和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实践智慧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并将其视为关于人的哲学，人具有动物性和政治性双重属性，政治品质和伦理品质是人的两大核心品质，所以，实践智慧并非是关于客观事物的理论，而是探讨如何践行理智德性和政治品质的理论，简单来讲，如何获得善的生活和行为，才是实践智慧最根本的伦理关切。所以实践智慧不仅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明智，而且是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判断的重要依据，因此它本身就具有形而上的本真维度，但是这一维度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彻底崩毁，所以当代实践智慧更多的是以形而下的形态加以研究和存在，甚至已经沦为技术智慧的附属品。目前，哲学家更多将智慧限定于科学技术，也就是用功利主义标准对智慧加以衡量。
在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术智慧中，技术智慧上升为最高智慧的趋势日益明显。就价值诉求来讲，当代哲学家更多的是以非理性主义批判和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在科技水平落后的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理性思考要远胜于实体创造。拿时代背景来讲，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统治阶级被视为具有最高智慧的阶级，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对社会的完好安排，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家就成为了统治者，因为他们具有最高智慧。而从事最底层手工制作的人成为了等级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也是最受歧视的职业，这与传统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就思想根源来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理应受制于理性思考的人。但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所以，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拥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一层面上，技术智慧从最低智慧一跃而成为了当代哲学形态中的最高智慧。但长此以往，必然会走向科学迷信的极端之路，而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也促使当代哲学家对实践智慧与技术智慧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目的就是要恢复实践智慧形而上的理论维度。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有利于中国特色实践智慧思想体系的构建。虽然自亚里士多德起，实践智慧就具有了双向维度和多元视角，但理性智慧的主导性依然是其基本的价值指向，这就导致了实践智慧沦为玄而又玄，毫无实际价值的哲学手段，这一点可以从伦理学的“至善”和政治学的“绝对正义”追求中得到证实。但从理论层面来讲，亚里士多德赋予实践智慧以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向维度，在当代“迷信科学”的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克服理性的狂妄，而且有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智慧思想体系的构建。不同于一味追求实践的形而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智慧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时代性很强的实践智慧，同时被赋予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向维度，形而上的实践智慧具有时代精神的导向价值，并不是说传统哲学完全没有实际价值，并非完全脱离了实践智慧，
成熟的实践智慧是时代精神的高度浓缩，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趋势，并对时代精神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因此说，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是在充分汲取中西方传统实践智慧养分的基础上，立足于实际，赋予全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哲学体系。
所以，就实践智慧的社会根源而言，中国特色实践智慧思想的形成属于“自下而上”的过程，而西方传统实践智慧则恰好是一个与此相反的发展过程，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实践智慧的地位不断降低。当代社会，中国特色实践智慧并不会沦为理论智慧附庸品，或走向反面的技术智慧，它会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赋予了实践智慧非常强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具有实用性、内涵性和时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实践智慧，不仅要克服西方传统哲学形态中对实践智慧的压制，而且要克服技术智慧一支独大形势下实践智慧的同质化，所以中国特色实践智慧的构建要立足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维度指向，在此层面上，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具有时代超越性，避免走向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极端。就实践智慧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合理恢复实践智慧形而上的维度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实践智慧的构建，更有助于促进当代社会精神科学体系的重构。
（作者为河南工业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副书记兼副院长；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项目“当今社会公共道德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FZX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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