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有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西方世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例如，法国萨科奇竞选纲领的主题就是“改变法国”，美国奥巴马发表以“美国的变革”为主题的总统竞选演说。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一个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14](P963))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迫于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和陷阱，其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得以开启。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其中包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进行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及在这一历史行程中的“自行扬弃”、“消极扬弃”、“积极扬弃”，从而逐渐孕育出否定性的因素和“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即“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15](P371)。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变化，这种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与非和谐的举措，以及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的一些有益成分，我们可以完全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具体从以下九个方面加以解读。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而全球化尤其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其非和谐因素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并且，技术创新、制造业再造、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和强化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市场经济国家化，构成其发展战略的大趋势。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与巧实力，在全球范围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普世价值、垄断话语权，大搞所谓颜色革命。美国大力宣扬盎格鲁—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赎、慈善文化)、杰斐逊的“人人生来平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讥讽这种洋三民主义为“1％的民有、民治、民享”[9]。
3.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日本宣布已进入“均质社会”、“全民中产社会”或“1亿中流社会”。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7％，入选标准是“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颁布的五大条件：“拥有住房、一台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颁布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中产阶级人口中发展中国家国民比例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58％。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重创长达20年的“泡沫中产”，使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成果，又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和稀释生产过剩危机的安全网、保护阀和调节剂。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自居，瑞典和奥地利被称之为“杂交型社会主义”。如果说，凸显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出来的否定因素和“新社会因素”，那么，凸显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无疑，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但是，西方国家普遍呈现“福利病”倾向。英国《经济学家》称之为“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来”。
5.重视民间非营利组织(NGO)，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和智库。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民间性和独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NGO多达160万个，其中智库就有1777家，活动经费占全球的80％，仅仅美国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广民主以及各种“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活跃角色。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这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并且许多西方国家以“工会国家”自居。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此外，还出台了一些化解失业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劳务强制派遣制度和美国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西方绿色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F. Perroux)的《新发展观》、《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年)即《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以及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这种绿色新发展论的标志。
8.西方国家尤以北欧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尤其混合经济体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重要借鉴意义。
9.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21世纪将成为发展的世纪，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VISTA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印度采取了服务业优先增长模式，被称为“外包服务业大国”、“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民生与市场并重的巴西模式缔造了一个中产崛起的巴西，中产阶级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