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的官僚是在王的奴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臣”一职，本来属于为王室服务的人员，后经常接受王的委派，分管某一项事务，逐步演变为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一部分。如商周的“宰”一职本来也是管理王室事务的，由于经常陪伴在王左右，他们有时传达王的命令，参与处理国事，由此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宰职的权限日渐扩大，后来发展到宰相的位置，其下属机构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部门。君主作为孤家寡人，无法承担日益繁重的政务，必须有人来辅佐他政务，宰相即是具有这样的作用。但君主权力的专制性质决定了他在赋予宰相权力的同时，又心存疑虑。而宰相权力的膨胀也会妨碍权力的行使。而君主身边的秘书因职卑位低，易于驱使，且与君主关系密切，因此多为君主所用。与君主的秘书比，宦官地位更低，与君主的距离更近，在一些朝代，君主干脆把中央各级官员一概弃之不用，把重要的政事交由宦官处理，这就形成了宦官专权。
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通常用功名、利禄笼络官僚士人。宋代的“杯酒释兵权”就说明了这一点。宋太祖刚取得皇帝之位，在与石守信等掌握兵权的大臣饮酒时，忽然闷闷不乐，众大臣忙问原因，宋太祖说：“人生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大臣们一听，非常紧张。这时宋太祖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宋史·石守信传》）于是大臣纷纷称谢，第二天以健康原因交出了兵权。还是宋太祖时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暗地里接受他人送给他的十瓶“瓜子金”，不料被宋太祖撞见，正在惊惶失措之际，皇帝却安慰他说：“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赵普传》）
由此可以看出，臣下是否道德高尚，能否具有治国的才能皆不是君主道德要关心的事。只要臣下不威胁自己的统治，他可以容忍大臣的无能，纵容他们的贪婪。相反，如果臣下对利欲不感兴趣，只知以治国、平天下为念。君主就会视之为潜在的威胁，所谓功高震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精忠报国”的岳飞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在此种情况下，昏官、庸官好做，清官难当，只有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治理的能力，同流合污才得以自保。
选拔官员时重道德、轻治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案发生之后，克林顿似乎大难临头，但事实却是，丑闻曝光之后，他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左右，经过十多天的深入报道之后，他的支持率不降反升，达到了70%。对此，美国学者佐莱尔的解释是，公众对总统支持的起落主要取决于总统治理国家的效果，克林顿不但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深受选民欢迎的政策。
与美国对领导的考察首先注重治理的才能相反，中国对官员的考察首先是道德，这点是儒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处于官学的地位，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是把伦理与政治的结合。儒家不但强调仁、义、礼、智、信，更强调孝和忠，孝和忠又是密切相联的，儒家教导人们要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君主忠诚，孔子认为凡能对父孝者必定能对君忠。
儒家的思想影响了汉代以后官员的选拔和晋升，道德品质在官员的仕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道德的重视主要是基于维护君主统治的角度考虑的，基本的逻辑是对父母孝顺的人，自然会对君主忠诚。但在此过程中，忽略了对治理才能的考量。换言之，道德品行好的人不一定治国有方，治国有方的人道德品行可能有瑕疵。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中应该把国家的治理才能放在首位。
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逆淘汰与制度相关。制度建构一个系统环境，影响着身处官场的人们的行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既受久远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也受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的影响，同时也受政治思想的作用，是风俗、习惯，与思想、决策者互动的结果。风俗、习惯带来了任人唯亲，君主绝对权力的要求决定官员臣仆用事，而儒家思想则在官员的选拔中赋予了道德极大的权重，由此形成了治国才能的官员在升迁过程中的三大障碍。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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