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和国民精神都是要积累的，欲速则不达
文汇报：要加深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读一些经典著作是不错的途径。您认为哪些经典最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的？
郭齐勇：现在体制内的国民教育中，中国传统的内容太少，当然教育部也慢慢有了一些安排，希望国民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多一些。我们应该让儒释道、诸子百家的一些好的内容来充实教材，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的教育当然也一样，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经典课程，比如四书、《老子》、《金刚经》，比如西方哲学的经典。现在大学里的通识教育还不充分，很多学校没有经典课程。经典是要不断读的，现在的大学生对自己的文化很隔膜，还是要多读书。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要求当时的学生必须读一个学期《孟子》，读一个学期《史记》。读《孟子》是为了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读《史记》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史记》、《汉书》、《诗经》、《楚辞》以及各种诗词歌赋都是能陶冶人的，不管是理工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文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获得熏陶。
我们现在的教育太干枯，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是数学家，但他们诗词书法俱佳。我们过去很多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国学素养，很多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也不错。现在的教育要好好交叉一下，现在的孩子分科太早，从高一或高二就开始分科，所以很多人过早地被人为隔绝，使他们的情趣、情调都受到影响。教育切不可太功利，要用礼乐诗书来陶冶，要慢工出细活。
文汇报：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我们亲近传统文化，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郭齐勇：中国的经典除了要读，还讲究学行一致，像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因此一定要实践，我们除了要多读，还要走向社会。比如大学生可以去社区、去农村开展各种活动，增加自身体验。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注重和同道切磋，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文汇报：传统文化教育，台湾是不是相对比大陆好一些？尤其是教材的设计。
郭齐勇：台湾的确稍微好一些，这主要是日据时代结束以后，国民政府要增强中国文化认同，当时四书是高中生必读的。陈水扁时代实施“去中国化”，四书又变成选修的，到现在为止，一些台湾学者还在不断努力，希望恢复四书必修的地位。台湾通过这几十年的教育，尤其四书的教育，确实有好的成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台湾人讲文明，有修养，在全世界有口皆碑。大陆在这方面也要更重视，国民教育也要吸收台湾的优点。我本人也一直提倡，四书应该进入中小学教材。
文汇报：近几年来您一直在武汉大学推动通识教育，请谈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的特色，以及武大国学试验班的情况？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班从2001年开始，每年一届，一直办到现在。2005年后慢慢有了博士点和硕士点，现在的规模大约是每年20位左右本科生、七八位硕士和四五位博士。过去长时间内文史哲分科太厉害，试验班就是要试着合起来教授培养一些国学人才。“小班授课，经典导读”是我在创办时候提出的八个字，学生要学一些小学的内容，包括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并重视文献学习，基本上是读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比如《礼记》《左传》，书名也就是课程名。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经典，是研究中国人文的学者必须了解的，借用马一浮先生的话，武大培养的是“读书的种子”。我们的目的是从古代经史子集不分家的途径，培养一些国学人才，掌握基本的读古籍的方法。武大的国学人才培养主要是依靠校内外、国内外的优质资源，我们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暂时不会扩大。
唐长孺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的大专家，他在日本有很高的声望。1950年代教育部派了一些专家去日本讲学，唐先生也去了，之后很多日本人都对唐先生很崇拜。唐先生就是不主张学生很快地写文章、发文章的，他带学生也是一个一个认真带，带他们点校二十四史，带他们去新疆整理吐鲁番文书，在这样的传授学问的过程中，他的人品学问是合为一体的。过去老师们是一代一代培养学生做人做事，不像现在这般急于求成，国民教育和国民精神都是要积累的，欲速则不达。
前不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来沪为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思勉人文跨学科暑期学校授课。匆忙行程间，他围绕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访谈从如今传统文化看似复苏的势头展开。郭教授的看法是，如今书院、国学班、私塾等形式纷纷出现，反映了民间自发的、对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而这种自发的热情难免会导致内容的五花八门和鱼龙混杂，因此，如今的复苏是一种多重效应的国学或儒学热潮，比如很多人对儒学有概念化的理解，但是对其内涵、历史变化、曾起到过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在当下的发展等，依然非常隔膜。
与今天人们了解自身传统的需求相对照的，是体制内教育的不充分。1954年上小学的郭教授回顾了他所接受过的中小学课堂教育，深感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少，如今一代一代学生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他谈到，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当台大校长的时候，要求当时的学生必须各读一个学期《孟子》和《史记》，前者是为了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后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也应该让儒释道、诸子百家的一些经典内容来充实中小学和高校教材，让学生接受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武汉大学自2001年开始创办了国学试验班，“小班授课，经典导读”是郭教授在创办初提出的方针。试验班重视文献学习，重视经史子集重要典籍的综合阅读，希望能教授基本的阅读古籍的方法，培养一些国学人才。他借用马一浮先生的话说，武汉大学此举是为了培养“读书的种子”。
郭齐勇教授非常强调儒学的担当意识——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又注重家国天下事务的整合。宋代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觉得儒家狂妄，在郭教授看来，这恰恰是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不管在潦倒还是得意时，不管是进是退，都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抱负和担当。他说：“有的儒生只是三家村的一个小知识人——像我们的士绅阶级，很多人地位不高——但一直默默地引导着社会正向发展。比如在某个乡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评理，这个先生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