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儒雅，是薛澜给人的第一印象。他的名片很简单，只印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的身份。但“百度”一下他的名字，却发现他的头衔有一长串，比如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行动委员会巨灾委员会副主席等等。而记者眼前的薛澜全然抛下了这些光环，始终保持谦和，带着师长般的温厚，耐心倾听、悉心解惑，对采访的态度更倾向于交流探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薛澜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一概念要与上一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整体上进行理解，这两句话涵盖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动用什么样的资源来实现有效治理。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学者，他认为，全面改革公共治理体系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目前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此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满足了国家发展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也可以为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薛澜199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后受聘担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1996年回国任教清华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危机管理等，著有“Knowledge Economy and China’sFuture”、《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等，同时还参加了一些科技教育重大政策和规划的起草及评估工作。
此次，薛澜受邀参加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论坛间隙，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薛澜认为，此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满足了国家发展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也可以为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此次，薛澜受邀参加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在论坛间隙，接受了本报采访。
消除“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需要全面改革公共治理体系
文汇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涵义是什么？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会涉及哪些方面?
薛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概念要放在三中全会《决定》的大框架下看。三中全会《决定》里实际上有两句话，一句话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这两句话要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前面一句话说的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后面一句指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动用什么样的资源来实现有效治理。
这个命题提出后，很多学者都开展了深入研究，有的从国家的视角或社会的视角分析，还有的从政治能力提升和行政能力提升等纬度来分析。我们认为三中全会的总目标其实包含四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国家治理权力产生的方式跟配置，也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指的内容；第二个是基本的价值体系，即在特定政治制度下执政的价值取向；第三是治理体系，即国家治理组织结构的功能定位、组织体系的构成、不同组织间的相互关联及组织体系的运行机制。如国家的行政性机构与监管机构，其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就大不相同。此外不同层级治理机构间的联系，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协调机制等等；第四是治理能力，即国家所拥有的各种财力、人力和智力资源、相关的配制方式和有效使用的能力，这里包括人力资源、财力信息、信息资源等等，也包括紧急状态下能不能够动员各方运用这些资源来应对突发事件。
基本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各自又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基本的政治制度选择跟各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密切相关；价值取向与基本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各个国家之间有一定的可比性。现阶段我们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的前提下理清价值取向，尽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文汇报：原来我们一直提四个现代化，为什么这个范畴中加入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当前这个阶段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国家而言，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需要，还是未雨绸缪？
薛澜：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提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契合。针对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现实，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现代化的想法。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并在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太可能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呢？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回顾中去找答案。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开放为突破口的。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需要极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让中国赶上其他国家的发展，不至于被甩得太远。当时的改革策略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中国下一步改革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显现（雾霾已成为很多百姓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社会多元、差距加大、信任缺失也是比较普遍的。从世界银行的分析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治理水平提升缓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十八大召开前后，尤其是在三中全会要制定改革方案之前有很多的讨论，涉及到许多具体领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比如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问题。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公共事务治理体系相对落后是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中国从1978年以来实现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重大转型，取得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应启动以公共管理现代化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型，从根本解决公共治理体系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这个时候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满足国家发展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也可为中国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换句话说，如果这次改革只关注具体领域的政策怎么制定，怎么改革，而忽略整个制度体系的变革，那么最后出台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会掉入相对落后的公共治理体系的“黑箱”，效果往往不佳。因此具体的领域或制度改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个公共治理体系的全面改革。李克强总理此前提到的“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的现象也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