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认同与法治中国
基于传统中国的“天地君（国）亲师”信仰方式，传统父母官、天子、圣人等大人物，既是道德楷模，也是信仰对象。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天地君亲师被转成天地国亲师，而近代政党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主义信仰”，实际上就把这种传统信仰方式，置换成为对领袖、政治的信仰与认同。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政府官员直接成为经济利益主体，信仰缺失的问题就会自然产生出来，甚至构成信仰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深水区，解决上述信仰缺失等问题，仅仅是传统信仰的偏重或重建，可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传统信仰方法，无法解决社会大众对于政治及其代表的信任危机。所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既关乎个人的精神关怀、信仰认同，同时也是民主、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毋庸置疑，政治信仰源自于领导者、公权力掌握者或社会治理代表。依中国人的信仰惯习，人们对领导、官员、统治者的信从，根源于他们人品道德的高尚，天人之际，替天行道，足可为天下典范。然而，当这些官员们的道德行径出现差错，楷模失范，那么，其所内涵的信仰范式也随之消失，其象征权力则同时衰落。
正因如此，解决公共权力层面的“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应该用人们熟知的“民主法治”方式，做成“楔子”植入公共权力领域，使他们牢记公民才是社会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公民利益的罪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只有这样，干部中因所谓“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缺失”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信仰要有认同，认同在于制度。既要解决信仰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与信仰认同的制度规范问题。一个社会之神圣与崇高的信仰构成，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为此，解决国家政治层面之信仰缺失或信仰危机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治；解决宗教层面信仰私人化、功利化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共治，基于核心价值观认同，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建构普遍而公共的认同方式；至于解决社会民间层面的信仰交往界限的融通，则是信仰对话与信仰实践方式的民主与公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周素丽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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