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焦虑外，现在社会还有很多病态心理，但很多社会病态相互之间很难区分。焦虑和浮躁可以分开，但实际上，浮躁和焦虑又有关联。有些病态心理之间的含义让最严格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很难区分和界定。多与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社会心理变得积极和健康。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和公众，以及社会媒介开始对心态失序高度关注。国家将培育社会心态写进“十二五”规划，人民日报更是以《“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为题发表了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文章，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的消极心态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出现的，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从这一角度来讲，造成这些病态的深层次原因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使得我们对生活改变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以个人住房的平米数来看，一些人在十年内完成了从50平米到100平米的转变，甚至期待更宽敞的居住空间。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得我们降低了对获得改善的满意度，同时提升了我们的期望值，眼光越来越高，不满却越来越深。
其二，改革红利的不均衡性。先富共富的初衷是：一部分先富，带动不发达不富裕实现普遍的富裕。尽管可能存在焦虑、物欲、拜金，但是没有仇富、暴力。为何有病态心理的出现？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体和群体间的差异被拉大。富裕起来的人（刚富起来的“一代”），对获得的财富非常看重，有显摆的心态。
其三，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相比欧美国家，欧美老派资产阶级也会有炫富，但在公众场合反而比较低调。他们没有身份的焦虑感，很悠然、很从容。他既没有要追赶别人的动机，也没有怕被别人赶上的焦虑。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形态不同造成的，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而欧洲已到达后现代社会。美国社会学专家英格尔哈特认为只有我们真正占有物质后，才能生出超越物质的概念。革命中能够舍命的人往往并不是物质匮乏的人，比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的贵族。正是因为对物质没有焦虑，所以才能操纵对物质失去的恐惧。
其四，生活态度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在很多生活态度上比我们积极、从容，没有不安和焦躁。
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否则，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物欲、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我们只是刚刚得到富裕，所以说“贵族经历三代才可以从容应对”。因而一方面我们要接受三代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消极社会心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怎样把价值观中积极健康的心态传递给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否则，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物欲、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路透社与艾普索斯民调公司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世界上23个国家对金钱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第一。其中你认为金钱是否能改变一切？中国占66%，美国人只有33%。该调查的结论是：看来东亚国家对物质的看重强于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物质的看重强于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中国又是东亚社会，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是第一。如果我们不改变，不重视精神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就不会对人类做出精神上的贡献，只能是GDP的堆积。
200年前的欧洲同样经历社会转型，但有两个方面没有我们表现得严重。首先，现代化程度是不同的。他们的现代化是原生的，当他们在迈向物质丰裕的过程中，没有更富裕的榜样在前面，不需要赶，他们没有赶的心态。我们处于起步状态，赶的焦虑会比别人多。第二，整个西方世界的变迁不同。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已经完成变迁，最大规模的变迁涉及到的人口分别是3亿、3亿、1亿，而中国是13亿。因此，在中国社会失衡大一点，性质严重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意识到社会心态危机，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城乡道路发展》的演讲，首次提出在对生态秩序研究之外，社会学应该研究心态秩序。他当时提出，中国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必须要意识到整个社会转型带来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以及心态危机。
中国社会只要继续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进，大体实现现代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相对的公平，我们很多消极的社会心态，如焦虑、浮躁就能够得到更好解决，实现费孝通先生的“安其所，遂其生”，我们才能解决精神上漂的问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人民论坛记者高骊（见习）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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