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暴戾狂躁症”。85.3%的受访者认同当前社会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最为理性、冷静
“易偏激、动怒，恶语相向”（42.5%）、“动辙以威胁他人或自己的生命为解决之道”（ 24.4%）、“恶性事件中手段残忍”（24.3%），成为暴戾狂躁症排名前三的表现。高达85.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上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选择“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比39.8%、45.5%）。而“弱势群体”（33.6%）则被认为是患有“暴戾狂躁症”最为显著的群体。缺乏机会、缺少资源，被剥夺、被挤压等“标签”是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如此分析。
而事实上，暴戾与狂躁又紧密相随，暴戾以“饮鸩止渴”的极端化方式图一时之快，暂时缓解了问题，却也起到了极为负面的示范效应，催生出更多的绝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冲击的不仅是社会的安全防线，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在一个心理失衡与安全感匮乏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弱势群体”。
相较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在受调查者看来是最为理性、冷静的群体。尽管从严格的社会阶层分类定义出发，这两类群体较难并列，但他们身上强烈的职业辨识度与职业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的判断，即人们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层有责任、也有能力担负着一个社会“稳定剂”与“缓冲器”的重任，也理应发挥缓和社会矛盾、消弭社会裂痕的作用。
归纳病因，“社会不平等加剧，弱势群体被剥夺感强”（42.4%）首当其冲，成为诱发“暴戾狂躁症”的第一诱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淡薄” （35.9%），而“压力型社会，个体易产生焦虑感，负面情绪易被激发” （34.0%）、“人际关系淡薄，充满不信任，易偏激、动怒”（23.9%），属于社会“暴戾狂躁症”的次属诱因。显然，在公众看来，与日常生活层面的因素相比，社会结构与制度机制上的问题更为根本。
（三）从系列调查数据应当反思什么
其一，高度重视社会病态乱象，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前社会病态种类复杂，充分凸显了社会失范的现状堪忧，值得高度重视。夹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乡土与城市转型之间的个人，物质上极大繁荣，精神上漂泊无依，为了逃避生活的不确定感，人们需要社会供给价值、意义，需要某种指导，并从指导中获得安全感。当问及“您认为以下哪些是导致中国社会‘亚健康’的原因”时，在受访者看来，“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新的尚未建立、旧的被迅速打破，游戏规则、伦理道德等重塑过程中沉疴积弊泛起”（49.5%）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首要原因，“乱：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跨越发展陷阱的关键时刻，社会乱象多等导致的适应不调”（占比36.7%）和“杂：价值多元、诉求多样、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32.0%）排在第二、第三位。从以上结果来看，社会转型期，秩序规则重塑、道德失范、价值多元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重要原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举措来培育民众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人心，如何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不啻为一个值得思考的大课题。
其二，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在您看来，治疗社会病症、消解负能量最具疗效的药方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位列第一（占比 54.6%），而“政治体制改革需继续推进，从体制上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占比42.6%），居第二位。纵观世界各国，社会病态凸显是社会急剧转型期的常态现象。治疗社会疾病还须回归本源，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调查发现，受调查者对“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更为期待。
其三，“社会之病”的治愈还需从执政党做起。“社会之病”是时代的投影，社会之病从根本上说还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状态。当前的社会病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心”的失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集“素养、心性、价值观”等为一体的文化问题。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和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时，如何努力涵养人心， 凝聚人心，培养民众积极健康、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对于掌舵社会航向的执政党而言，无疑是摆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执笔：徐艳红 袁静 谭峰）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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