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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2)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研究

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演变实质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导、政府有限的趋势日渐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角色定位。当前,坚持“市场主导”方向,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有限”作用。

推进改革。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三种阻碍或推进力量。第一种是市场“反对派”,他们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反对派”认为“市场”与“计划”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界限,计划经济显现种种弊端的原因是计划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体制本身并没有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在计划体制内寻找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管理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即刻否定。“反对派”是改革中的实际利益受损者,他们以原有体制内的利益群体为主要代表。第二种是市场化推进力量,在改革中居于多数地位。他们在享受改革红利时,不时会对市场“助推者”颂以“赞歌”,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第三种是“维持派”,他们也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是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计划与市场并没有实现完全并轨,体制漏洞难免出现,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遇”。这些人逐渐演变为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体制中,也不希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而是竭力维持既定状态,从中渔利。在综合分析以上三种基本力量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体制改革,通过运用制度、法律等手段消除改革的阻碍力量,推进市场主导化改革。

市场培育。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作用。当前,政府培育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持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良好市场秩序的最基本要求,它的实现有赖政府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除了它的发展水平较低以外,还在于法制很不完备。随着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任务的提出,市场法制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应加紧市场规则的制定,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建立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使市场主体在共同的行为准则下有序竞争,也使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是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成熟。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已初具规模,但存在诸多问题,如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多)、缺乏统一管理等。这些问题影响市场中介组织独立性的发挥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甚至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政府必须在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扮演合适的角色。

宏观调控。市场作用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后,表现为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我国选择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干预作用也逐渐从全能走向有限。

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不同,但都指向一点,即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如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过多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主体等。为了使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矫正政府干预过多问题。首先,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弱化市场作用可能产生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其次,政府宏观调控以间接管理为主,以货币、财政政策手段为主。再次,政府宏观调控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提升宏观调控机制化水平,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治理。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几十年的转型期间,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社会矛盾压缩任务。这导致政府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治理任务,如果解决的不好,就会大大增加社会不安定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自由的市场竞争在解决了效率问题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悬殊趋势。我国的社会不公平已成为凸显的矛盾问题。现代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法国都特别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也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当前,政府要把公平问题提升到了重要位置,着力解决。不仅如此,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有加剧趋势,要求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安定和谐社会。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赢得民心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25~327页,第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1页,第32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第373页。

责编/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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