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演进模式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风起云涌，产生出了集聚发展的良好效能，但也还存在一些“软肋”，主要体现在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并且大都还停留在“中国制造”路径上，离“中国创造”的发展趋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综观国际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如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科技园、日本筑波生物科技产业、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等，它们更多的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来演进，政府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政策扶持和人才促进。而我国由于相对特殊的国情，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初期发展时，政府的作用相对要强化一些，但中后期的舞台则一定要交给企业，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培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结合现有的产业发展资源，政府对一些初具规模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引导，实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发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期，企业基于内生发展动力，即从成本、质量、效益、品牌等要素进行考量，逐渐建立起企业在地区或行业的优势地位，产生出做大做强的原始动力。与此同时，按照现代公共治理和服务型政府理念，我国政府主要扮演引导和扶持角色，但在培育阶段，政府角色一般比较淡化，毕竟从市场经济中自然形成的产业更具群众基础和经济原发动力，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一旦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出现失误，不仅会对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造成伤害，企业和社会公众也会承担苦果，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道而驰的。
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依托现有或正在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新资源，进行创新升级并集聚发展。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升级型集聚的模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二是企业主体。这是我国在当前特定环境下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从宏观的产业政策方面，集聚并优化政府的资源、信息、财税政策优势，给予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集聚发展有力地推动和促进。而对于企业来讲，则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整体规划，将企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有机地融入其中，然后制定出适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技术创新与发展战略，即实现大环境下的企业个体发展，并进一步做大、做强。
目前，我国各省市利用现有或正在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升级提档，将其优化、整合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我国当前技术创新不明显、产业集聚能力不强、市场核心竞争力不足等现实环境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政府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得到了成长与历练，特别是当在政府培育下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这时就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要逐渐退出经济的第一线，交由企业来展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聚变和裂变魅力，向自主产业创新阶段发展。
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创新发展需求，主动进行市场合作式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作用将逐渐退居幕后，企业基于自身发展而走向前台。这也是企业回归市场经济属性的一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前文述及的中关村目前发展模式，基本上处于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驱动型集聚发展阶段。近年来，四川攀钢集团为了占领钒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制高点，促进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组织了18个相关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也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当前，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大型企业集团的创新能力也日益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这种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集聚发展，必将引领我国创新经济向纵深发展。⑤
高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形成具有市场和社会引领性的突破性技术和创新技术，造就并促进跨区域、跨国界的技术创新驱动。基于这种集聚发展模式定位为突破性技术创新驱动，对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作用，因此对国家的意义重大，对企业的要求也很高。在这方面，美国硅谷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其通过计算机工业的硬件和软件的创新联动，给整个美国包括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革命，引领世界计算机工业发展的未来。
相对来说，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整体上还比较弱，离突破性技术创新驱动型集聚发展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世界开放经济的形成，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距离在逐渐缩小，并且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在光学、新能源、新技术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机遇把握得当并进展顺利，创新驱动下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会扮演“弯道超车”的引擎，带领中国经济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迈进。
展望未来，乘着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尽管目前的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前进的道路充满坎坷，但发展的机遇同样存在，发展的成果更是需要我们以持续创新和创造为抓手，开拓奋进，去实现产业报国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江南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刘艳：“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变动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40~51页。
②刘洪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及培育政策取向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年第3期，第87~92页。
③涂文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的发展路径与实践模式”，《现代经济探讨》，2012年第9期，第54~59页。
④李晓华，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与政策导向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第20~26页。
⑤程宏伟，冯茜颖，张永海：“资本与知识驱动的产业链整合研究—以攀钢钒钛产业链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第143~151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