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的形成机理：对社会公正的反思与诉求
网络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网络的出现为这一社会行为提供了必要的载体，社会公众可以借助这一平台，自由发表对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当然，也可借助网络揭发和检举腐败问题。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不但降低了反腐成本，还在因其隐蔽性保护了举报者的安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对腐败行为和对腐败的监督行为形成无形的压力。可见，网络为群众监督和全民反腐提供了可能。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和民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却是网络反腐形成的重要机理，这些因素最终使网络反腐从概念变成了实际，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民主的本质在于选择，这种选择因不带有任何先验的价值标准，被看作是平等的人之间解决问题、维护利益、实现社会效率和公平的最佳方式。可见，民主是作为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在这一体制中，社会成员基本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之中。因此，“参与”也就成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政治，无论民主直接或者间接指向了哪些社会群体，其中的关键都在于民众的参与。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于民主的意识也持续提升，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都有意愿、并能够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网络场域中，民主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网络反腐更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本观念。当然，社会公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反腐行动中，本身就反映了民众较强的民主意识，而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反腐的效果和基于网络的民主意识会得到同步的提升。
利益诉求渠道的缺位。在网络反腐的形成机理中，除了不断增强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能够提升反腐的效果和效率外，不断增加的利益诉求与诉求渠道闭塞之间的矛盾（也即利益诉求渠道缺位）使得社会公众最终选择了网络反对腐败，而这从两个方面同时验证了社会对公正的渴求。一方面，传统的反腐机制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模式缺乏有效的衔接，一些腐败案件得以藏匿，腐败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腐败本身已经破坏了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对腐败的“被动迁就”更使“不公平”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任何社会都是人民的社会，任何社会公民都有义务通过意愿的表达和行为的实践，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之中。但是，在传统的反腐机制中，社会公众的该类意愿被隐藏甚至抹杀，这种对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扭曲最终将社会公众划分为“优势人”和“劣势人”，前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后者正好相反，而对后者来说，一旦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利益诉求的渠道，其获取资源的意愿就会快速的转变为现实。而事实上，网络的出现，恰恰迎合了这一趋势，网络反腐也成为社会公众谋求全社会共同利益的集体行为。
网络反腐的制度困境
网络反腐是现实反腐的“网络版”，除载体不同之外，与传统模式别无二致。虽然在当前情况下，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的渠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虽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网络反腐却方兴未艾，即便当前有相当一批腐败案将由网络反腐牵出，但是在取得此阶段性胜利之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看到网络反腐还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困境，无论对其中的监督者还是被监督者，都在反腐和应对反腐的过程中缺乏规范性，这一矛盾如不解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反腐的效果。
监督者的困境。在网络这一虚拟物事的掩饰下，参与其中的社会公众（网民）在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同时，也极易模糊自由的界限，陷入监督者的困境之中。一是网络具有虚拟性与自由性等多种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公众的反腐热情、保护其人身安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网络监督者的素质总体上有待提高，一些较低素质的个体甚至会因激愤而丧失理性，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使权与利的界限逐渐模糊；二是活跃于网络的“监督者”大多为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社会公众，他们以年轻人居多，活跃的思想意识和“动态性”的情感模式，使之极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对于舆情的趋同和从众心理十分明显，虽然能够促进更大舆情的生成，对腐败者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也容易埋没有价值的反腐线索，使网络反腐处于不确定性之中。
被监督者的困境。在网络反腐和现实制度反腐的双重压力下，腐败者的生存境况十分尴尬。即便在与网络反腐的长期明争暗斗中，虽然被监督者逐渐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方式，但其所处的制度困境却不断恶化。一是腐败者虽然能够借助其权力影响，对网络反腐中的“关键词”进行过滤和筛选，消除对自身不利的词汇，但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和不断拓宽的互联网功能，以及不断增强的社会公众的公正意识，使抵抗网络反腐的努力不断失败。二是虽然网络反腐的被监督者往往拥有“必要的”权力，他们可以借此对监督者进行打击、报复，但是，在网络和即时通讯工具异常发达的今天，任何对网络反腐的抵制都是对其腐败行径的自报家门，会遭致更多、更大规模的网络舆论。三是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被监督者是少数，监督者是多数，被监督者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使用程度远不及监督者，两者相较之下，被监督者便处于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