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促进对外经济关系、促进外贸经济新增长的影响。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涵盖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对外经济涉及到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受外交关系的影响比单纯的国内经济更大、更直接。可以这样说，没有外交关系就
没有对外经济，外交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对外经济的繁荣与否。
一方面，改革开外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度上升，逐渐成为最大的贸易国，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一是外贸结构不合理。我国对外贸易中，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原材料进口高科技产品为主，在产品链条上，我国出口的商品处于低端产品，利润空间很小，而进口的商品属于高端产品，价格昂贵。这种外贸结构导致我国在外贸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由于低端产品的大量出口，在国际上受到多个国家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习近平“全面铺开，凸显重点”的外交思想，对于打破不合理的外贸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对外贸易很大一部分是与发达国家展开的，外贸结构不合理更多地体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外贸关系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关系中，这种不合理的结构表现不明显，尤其是在于发展落后的国家进行对外贸易时，我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进口原材料。这对我国外贸结构是一个局部的调整，我国大力发展同各个主体之间外交关系 ，可以有效改善我国外贸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二是外贸依存度过高。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局面的不断扩大，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也随之提高。例如，为了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不得不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参与国际分工，而长期的低工资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导致我国大量商品过分依赖外国市场的局面；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投资，大量外资的涌入确实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危害很大，首先是我国对外资的依赖度上升，其次是外资的涌入对我国同类型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技术进步受到了限制，导致高新产业发展缓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外技术依存度升高。外贸依存度过高对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是一大威胁。习近平“全面铺开、点面结合、多双结合”外交思想的提出，以及外交格局的形成对于解决外贸依存度过高带来的国家安全隐患是一个有效地方式。另外，习近平提出的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以及与东南亚各国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对于扩大对外贸易、提升对外贸易多元性，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外资本、技术输出不断扩大。逐步实现由出口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的转变。就资本输出方面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代表国家利益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投资的方式有直接建厂和企业并购，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新加坡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⑥，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主要目的的。除此之外，我国还对非洲、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加大投资力度，这些地方的投资主要由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是以国家战略发展为目标的，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全。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发展都比较落后，我国每年都以免息贷款或直接捐赠的方式，资助这些地区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同时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我国的这些对外经济活动都是正确“义利观”的体现，习近平提出要树立“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促进世界的各国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梦”。这一外交思想对于我国开展这类有针对性的对外资本、技术输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这一外交理念成功地塑造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与开展对外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外交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良好的外交关系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还能进一步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总而言之，经济服务外交，外交也服务经济。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文化方面的，都对我国经济的新增长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对经济新增长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某些方面做出简单的阐述，希望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
【注释】
①马振岗：“习近平主席外交战略新特点”，《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16～18页。
②胡鞍钢：“大国外交的‘中国风范’透析”，《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19～21页。
③苏长和：“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28～30页。
④吴建民：“习总书记外交开局三个突破”，《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25～27页。
⑤郭恩才：《解码金融：金融危机及“美国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⑥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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