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压力，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大。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基本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余地较小，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各产业内部调整，各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将不断提升。然而，当前特大城市高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适应这一需求，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高技能人才短缺。同时，近年来特大城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城市日常生活运行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特大城市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尚需完善，人口调控的市场手段有待建立。我国特大城市行政级别较高，农产品、水、能源等供应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得到优先保障，这实际上包含了对特大城市的价格补贴，导致产品和要素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原本应成为调控人口的市场手段，实际却成为吸纳人口进入特大城市的政策因素。
特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尚未形成良性的组团式发展模式，人口疏解的空间受限。一方面，一些特大城市与周边地区没有形成分工明确的区域产业链和城市网络，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薄弱。特大城市周边缺少具有人口吸纳能力的缓冲带，因而成为周边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首选地。另一方面，调控人口涉及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再配置等。这就需要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但目前这种机制尚未形成。
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人口规模系统调控机制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人口总量，还应形成规模合理、结构优化、分布均衡的人口科学发展态势。人口规模调控不能仅在人口问题上做文章，还应综合考虑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和要求，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实现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由被动适应人口增长向超前谋划、改革挖潜、提高人口综合承载力转变；由单纯控制人口进入向建立和完善人口退出机制转变；由直接的行政调控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手段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