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曾对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新世纪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发展战略是否仍具有现实价值？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姜安近日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时对此进行了分析。
支撑并影响中国外交方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当今中国自身和所处时代环境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时已有巨大差异，“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已然过时，您如何看待此观点？
姜安：我并不这么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关注和强调的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外交和国家安全等主导性外交理念和原则，仍是国际关系事务中国家的核心价值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史维度上，我们应如何评价“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姜安：总的来说，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求实创新的战略典范，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为中国外交方略建构了务实、有益的博弈方程式。
具体分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奠定了中国外交理论价值规范的基石。该理论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自保的方案，避免了重蹈近代命运的覆辙；在大国博弈中对中国国家安全保持新的警惕，对安全路径进行了战略选择。这体现出毛泽东对国家自主和民族独立的自觉认知和政治觉醒。
第二，建构了中国外交理论逻辑方程式的中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战略，其主要方程式是“和平共处”→“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战略策略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秩序观，并始终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即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其中，“三个世界划分”以追寻国际正义和国家安全为原则，不仅贯彻了亚非会议精神，也奠定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理论演进和战略策略的思想基石，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外交整体链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开启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毛泽东站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世界冲突与融合的巨大历史平台上，以东方民族和后发国家的立场，为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推动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探索。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必须植根于东方地缘文化和民族历史逻辑，才能贡献关于理解世界的独到声音，形成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话语体系，真正生成中国国际关系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