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的阅历经验等如果随着企业倒闭被一刀切，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人力资源的损耗。这种情况下，企业、事业单位的组织结构、人员培训方式，应做出调整，纳新容故，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吕建红说，近年来，国内金融、电力、电信等大企业在做领导力咨询、人才测评以及面向员工的培训课程中，都加入了相应的要求和课程。“比如为开掘每一个员工的潜能，在组织结构设计上进行扁平化改造，这说明企业、行业也在主动调适。时代更迭时刻，人力资源的代际传承很重要。旧人与新行业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就比如教练这个职业，婚姻教练、亲子教练、游泳教练等等，沟通、训练的技巧和器械是‘表’，随着时代转换有新的元素加入，但对婚姻、亲子问题的认识，教育原理和训练原理，这些‘老套’的东西却是‘里’，二者有机结合，才是称职的教练。”
郑功成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是否高效，关键在于是否人尽其用。互联网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学习工具与途径，但阅历与经验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我注意到，一些单位存在着人力资源浪费的现象——盲目追捧学历、专业，对年龄、性别乃至外在的东西苛求，反倒忽视能力。殊不知许多工作需要的是一个结构精巧的团队，就像一个乐队，需要指挥或首席，也需要配角、助手，甚至少不了跑龙套的。新人、旧人都应当珍惜。”郑功成说，他不赞同所谓的末位淘汰。“我们提倡公平竞争，但不能将职场转化成罗马的角斗场，士气的提升与进取精神并不一定只能来自同伴的残酷竞争，而是需要公正的规则约束、奖惩机制，以及能够提供清晰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本身就是含有激励功能的。”
我国将进入职业转换的多发期
●政府、市场两只手要配合得当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的一篇题为《公务员辞职后能干何事？》的文章提出，一些庸懒散惯了的公务员，辞职后，或一切优势归零重新创业，或者经受能力、体力、面子的考验，去打工就业。文章认为“时代车轮面前，谁也不能保证公务员辞职之后就能另谋高就”。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体制外’的人早就在职场里磕磕碰碰了，凭啥‘体制内’的人一有职业危机感就嚷嚷，每个人值几斤几两，都应该放在市场里掂量！”在某外企工作的范先生认为，尽管有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互联网影响等因素的扰动，但总体上，新的‘职业危机感’是人力资源流动进一步市场化的表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不必为此过分困扰忧心。
郑功成认为，在人力资源使用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双向选择，追求有效匹配。但市场也会有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对人而言，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商品，人应当追求公平正义，人需要体面与尊严，人的禀赋也有差异，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政府之手的介入，市场不可能自动解决人力资源的有效匹配问题。政府的作用是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构建发达的就业服务体系，强化劳动监察，同时提供底线保障与相应的公共服务，并在平衡劳资关系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郑功成认为，总体而言，我国将进入一个职业转换的多发期，这个判断是基于如下几个因素做出的：
一是产业在升级，结构在调整，就业格局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劳动者个人无论主动或被动，都会被裹挟着往前。例如，第二产业已经从2010年占GDP的59.1%下降到了2014年一季度的45.9%，第三产业则从39.1%上升到了51.1%，与这一结构变化同步而来的是经济增长虽然放缓，就业增长却出现了超越往年的可喜局面，这意味着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依赖性在减弱，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依赖性在增强。
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改革不断深化，传统领域的优厚福利在淡化，而其他领域的发展机会却在增多，如社会组织与社会事业会得到大发展，还有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传统的优势部门将逐渐褪色，而新兴部门将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它当然会带来人员流动潮，并且这种流动潮将不再是单向地流入传统优势部门，而是双向、多向流动的格局——从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流向企业、社会组织与非垄断行业的现象会更为普遍。
三是制度环境在变好，将为人员的自由流动创造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如养老保险的普惠与并轨，医疗保险的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无疑会进一步放大人们就业选择的空间，以往受此束缚的局面将被改变。如果没有福利制度等的差别，人们的流动就省了许多后顾之忧，它将助长人们更加理性地选择工作岗位。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但上述三大因素决定了近几年内再出现一个职业转换高潮是完全可能的，尽管不排除有的人因此而受损，但总体上传统的优势部门会褪色，新兴部门不断壮大，可供个人选择的空间会持续扩张。”郑功成认为，对于“职业大转换”，中国社会在以下几方面尚准备不足：
——整个社会处于高速运转之中，不安与焦虑情绪似乎在蔓延，急切需要注入理性；
——观念还需要变革，特别是传统的优势部门如机关事业单位、垄断型国有企业等，人们习惯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并享受着既有的一切，如果没有观念的革新，可能难以适应角色转换；
——制度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双轨并存，既损害了养老制度的公平，也制造了人员理性流动的壁垒；还有职业福利优劣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同样会给人员流动带来困惑。因为从较优部门流向次优部门将引致流动者的不满与反对，这是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普惠、公平的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促使人们从职业焦虑过渡到相对从容地应对挑战，避免因制度不公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而恶化社会矛盾。”郑功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