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史的兴起从最初观念的萌芽到形式的完备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在其时间轴上，17世纪作为起始阶段常常为人所忽视，实际上，正是17世纪作家、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探索为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兴起提供了观念层面的准备。结合韦勒克对文学史兴起的相关论述，有助于厘清17世纪有关文学史的构想、探索轨迹。
【关键词】文学史 17世纪 韦勒克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史，指涉有关于文学的事物或现象在历史序列中的身份确认及价值建构，体现为认识层面上的知识化与价值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它内在地融合了文学的视域、历史的眼光以及批评的精神，是在相当近的时期才出现的。可以说，作为规范化的学术实践，文学史是彻底的现代产物。
韦勒克给予文学史的兴起以很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人类智力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唤醒了历史意识与现代自我意识。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兴起与现代批评的崛起以及传记与历史编纂学的盛行有密切关联，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文学历史的发展显现出专业化进程的轨迹，从类似文学传记的形式，从对个人著作或者单一文类的批评扩展为对过去历史的全面考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指出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史兴起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为批评与传记合二为一，其二是效仿政治编撰史学，文学史逐渐开始启用叙事的形式①。
文学史的兴起从最初观念的萌芽到形式的完备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后期，文学史始以学科面貌示人，才出现了叙事型的文学史书写；而只有在19世纪，借由发展观念的普遍流行，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学史，其内在特质才得以完全自由展现。
相较而言，在文学史兴起的时间轴上，17世纪作为起始阶段常常为人所忽视，实际上，正是17世纪作家、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探索为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兴起提供了观念层面的准备。本文即结合韦勒克对文学史兴起的相关论述，重点关注17世纪有关文学史的构想、探索轨迹。
本土意识、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崛起
从实践上看，文学传记与批评这两种之前完全分离的研究形式于17世纪分别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因素，得益于对本地因素的共同强调，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事实的关注倾向，为二者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传记写作，大都倾向于否弃以往统一的拉丁语而转用本土的语言，使本土的文化以及习俗被确认为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而更多地体现在写作、研究中，在对事实的关注理解中，自然导向了历史解释，强调了本土习惯，特别是物理环境的影响。
同样在这一时期的传记对事实所进行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了新的因素，更多趋于内省式的分析被引入自传与日记中，特别是在英国，这个时期洛克对经验主义的开掘强调以由感觉和源于内心反省而获得的经验作为真理知识的来源，直接反驳了在哲学思想界颇为盛行的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经由他所阐述的心理学原则，为传记作家与批评家所认可，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事实的解释中，增加了这些作品的阐释深度与感染力，进而以可读性的提升而产生了读者效应，使得这类作品更易获得成功，并且，从长远来看，心理学因素在18世纪后期得以构成文学史解释中最重要的标准。此外，这个时期有的传记显现了文学批评的倾向。
在文学史材料的积累方面，根据韦勒克对英国学术界的考察，这个时期仍然持续的古物研究兴趣，加之语言学研究的复兴，积累了大量有关古代的知识，导致这一时期学界普遍热衷于语法以及辞典的翻译、整理和编辑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学界形成了由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所主导的局面，他们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挖掘，主要是关于法律、历史和理论领域的研究，虽然依旧非关文学，但是，他们在17世纪英国学界的活动为之后19世纪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意识的英语文学的显著发展积累了文献材料，并由此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如韦勒克所分析的，“正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被清晰地察觉出来”②，他指出，在17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段中，英国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这个世纪末期突然变得活跃起来，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复辟后受到欧洲大陆的冲击所致，部分地是由于像莱默、屈莱顿、坦普尔等极富个性的作家的出现，他们成为了英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在他们这里，欧洲大陆主要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抽象诗学与所谓的艺术法则让位于读者或者批评家的主观印象，这些17世纪末的英国作家、批评家提出与源于法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争锋相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土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影响，倾向于以个人主观感觉经验对抗基于抽象理性形成的机械化的艺术原则，实质上立足于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视角强调以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为核心的艺术鉴赏活动原则，企图取代法国新古典主义强调自身立法者身份而确立的机械式、教条化程式规则。由此，英国批评家们创造了一系列诸如“爱好”、“趣味”、“妙不可言”这类新的术语，这些新术语的共同倾向是偏于描述主观化感受，它们实际上导致了艺术作品评价标准的混乱。然而，正如韦勒克所意识到的，17世纪英国批评家构建的被强调至极端的审美心理学原则，意味着从统一化、普遍化到个体化与多样化的相当重要的价值转换，从而对19世纪文学史的真正兴起而言恰恰发挥了积极作用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以主观感觉经验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价值的混乱局面，拉·布吕耶尔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所谓的“趣味的标准”这样一个新命题，试图以此抑制价值的相对主义趋势。
总的来说，17世纪末英国批评家的行动对于后来19世纪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关键在于他们显现的相对主义认知倾向。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意味着承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点，由此，这种认知就消解了新古典主义基于普遍理性的教条式原则。然而，相对主义倾向的意义在于为后来历史方法扫除了障碍，但是它本身却不能被视为导向历史方法的正途，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往往带来“空洞的怀疑主义”，只是表达了一种绝望，甚至导致“趣味无可争辩”这一“古老但却是错误的”格言。所以，无论是趣味理论还是相对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有利于文学史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