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强与政治思想的演变
摆脱民族危机，使民族自强成为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发展主线：一是实现民族自强。二是改革典制。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这期间曾经经历过戊戌变法，引进了部分资本主义体制，但君主本身权力依旧；到清末立宪时期开始削弱君主权力，实行内阁制，直到最后抛弃君主。君主专制体制虽然消失了，王权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在此后的历史中多次出现。如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独裁等等。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反独裁人士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王权主义的影响。
在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下，追求民族自强的思想超过了追求民主化的过程，民族的危机感所导致的追求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以来政治思想演变的主导性线索。理由如下：
其一，与典则的危机相比，民族的危机更具有持久性。所谓持久性，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存在，占据着各个时代人们心里的重要位置。国门被打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许多思想家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意识，但是却没有民主的意识。这点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为典型。魏源的关注点在如何对待外夷上，而对于君主专制所导致的危害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则很少提及。洋务派的关注点也只是在武器的更新上，对于政治制度也没有涉及到。维新派尽管部分意识到典则的危机，主张某些制度必须改变，但从来不敢设想废除“君主”。只有在革命派那里，才真正强调典则的危机。而民族的危机，自邪片战争以来，就流动在诸位思想家的血液里，无论是早期的魏源，还是后来的毛泽东，民族自强的意识始终未改变过。
其二，典则的危机是由民族的危机引起的。简言之，民族的危机是典则不断改变的原因。外国列强的侵入引起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种发展情非所愿，更重要的是人们承受了民族的屈辱过程，尤其是像在中国这样千百年来倡华夷之变，以民族文化自居的民族来说，这种屈辱感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我们历数近现代以来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思想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是各思想流派的主旨。
洋务派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造枪、造船技术，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就可以解决清朝的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洋务派的实践失败之后，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设议院。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救亡图存。康有为上书之所以能够打动光绪帝就在于他提到了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戊戌变法在改变君主政体上贡献不多，其因不在于民主改革，而在于救亡图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反对西方外强的意图最为明显。
清末新政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防止革命，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家的强盛。同盟会建立时颁布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其中反对外族的入侵放在了首要位置，尽管这里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满清，但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中华民国建立时，忽略了民主的建设。
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依然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有时为了反帝的需要，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次要位置。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这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做的演讲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含义，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有了自己做主人的机会。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演变过程是我们所说的四种认同逐渐减少的过程，洋务派希望所有的认同都保留，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则由四种认同变为了三种，主张典则的改变，革命派之后都只保留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他都抛弃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他三种认同逐渐沦为了工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了最终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推动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不断演变。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的层次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划分为民族、典则、朝代和君主四个层次，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是近代中国首次遇到的，典则的危机源自于首次面临有无“君主”的抉择，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机制的失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上比较所体现出现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以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处于全面的落后。如何拯救民族的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个解决民族失灵的过程，一个方案失败了，另一个方案提出来，民族危机推动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