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渐至发展起来，多有著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主要标志，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进入剧烈变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诸多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而进入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并且实际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之中。典型者如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1943年的修订版“导言”中即提出，要正确地掌握一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才能对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其后，在1955年的《修订版再版代序》中，吕振羽讲得更为明确。他遍引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语录，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社会思想、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总是先行的，思想、意识的产生或变革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他又征引毛泽东“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强调思想的阶级属性。这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如其自叙，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与东渐之西学相接续，引领中国学术走出传统藩篱，促进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走出帝制时代传统史学的局限，以及构建政治思想史的科学性等方面很有裨益。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这就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层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甚而可以视之为近代以来“西学本土化”努力的起点。这也正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国贡献之一。
发展中的困顿与期许
然而，20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一度停滞。主要原因是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建制从高校中撤消，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之一。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有不少传统思想研究成果，但大都选择了历史学、中国哲学及思想史视角，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因而在学科归属上不能明晰。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困顿状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在高校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身份得以“正名”。从相对边缘的专门史，转身而为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学科，是为“两史一论”（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其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恢复期和繁荣期，主要表征是出版多种教材、专著，在研究论阈方面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和知识体系等等，均有突出成果，影响至今。同时，在全国高校形成了多所科研重镇，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组成了出色的科研、教学团队。这一时期出版的多种著述至今仍是研究者的案头书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必读书。
其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衰落期。主要表现为前辈学者渐次退出，后继者除少数坚守，新进乏人。科研重镇数量减少，力量削弱。个别高校风光不在，甚或空有虚名。这一时期也有专门著述问世，如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0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等，但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少有问津者，整体态势呈凋零状。
其三，2012年至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问世为标志，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进入重振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从2012年起始，由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儿，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迄今已是第三届。二是在中国政治学会下，即将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专业性二级学会的成立，对于集合研究群体，提升专业水平和振兴学科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走出“低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和追求效率的管理模式，对于基础学科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制约作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一度滑入低谷。然而，当下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软实力的急切需求已经提上日程，这就给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活跃和学术平台的构建，内涵着学术界对于学科振兴与发展的极大期许。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政治理念覆盖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再度兴盛已然没有悬念。
中外文化遭遇中的坚守、振兴与超越
自1840年起，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被西方列强撕开国门，在遭受了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走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接轨”的口号引领下，中外文化再次遭遇，其间的碰撞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形成了以新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当代新儒家；二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覆盖下，形成了当代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新儒家思潮源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重建儒学的价值系统，达成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智慧的融合，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他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能发展出来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即所谓 “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亦即如牟宗三所言，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从传统儒学的道德主体生发出现代性转化。仅就弘扬传统文化，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视角看，新儒家不无可取处。
改革开放以降，以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十分活跃，他们执守着“返本开新”理念，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化因素。其中一部分以“新保守主义”自称的当代新儒家们，却偏离了新儒家学派的初衷，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思路上走向极端。与第一代新儒家专注个人心性、成圣成德儒学构建，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专注“返本开新”相较，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立论指向了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他们提出要以儒学为官学，立儒教为国教；在国家层面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在教育方面，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重要教学内容，用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全民尊孔，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以为全民导师；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作为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中的新保守主义们否定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人权，明确反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在中外文化遭遇中，对于域外文化中可以为我所用的合理内容，新保守主义们一古脑儿地予以否定，一门心思地要转回传统。以基于传统文化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否定并取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进步与发展。这类认识完全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与需求，是典型的极端化复古思维。他们自诩读经尊孔，却连传统儒学的真质与精髓都没有搞懂。他们不能了解传统儒学“中庸权变”、“与时偕行”的价值内涵与社会政治功能，不能懂得何以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却奢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甚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子就是公民，传统中国既有公民社会，只能令人莞尔。
所谓当代激进主义指的是西学的涌入，使得西方话语一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更有某些留洋归来人士，对于中国的学问和中国传统文化几近无知，却对中国文化与当代政治采取简单的否定立场。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是西方的，就是进步的美好的，他们不能认真关注和考量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的具体条件及状况，一味地要把西方的制度、规则拿到中国来实行。
此外，还有一种思潮，既激进又复古。这类人士把“文革”及其以前的中国视为盛世，把近三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与成就，连同发生的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改革开放。在他们眼里，只有恢复“文革”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回归正道。
这些复古的激进的学术认知，实际已经堕为谬误，其本应具有的理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被情感和利益绑架，他们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诠释自己。
前述这些思潮总体上是在中外文化的遭遇与碰撞中形成的，其间也内涵着利益纠葛和理论纷争。在这样的情势下，政治学理论构建也遭遇到相近情景。西方政治学理论覆盖学术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基本概念、命题和致思逻辑无不源于西学。于是，作为对于上述思潮的审视与反思，至迟自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在高扬的“本土化”旗帜下屡屡表明立场和态度，他们试图并努力从西方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其中，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表现值得赞许。
坚守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始终把持着本土化的理念。他们坚信不可愚盲复古，而是坚守传统与当代的有效结合，即站在当下看传统，反思传统以解读当下。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的优长必须传续，其中的非现代化因素则需排除。域外文化的有益之处当然要吸纳—这可不是用来取代本土文化，而是为了参照和借鉴，以促成中国文化的创新。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