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后来，已经踏入高中大门的她，再次被BBC纪录片里有关恐龙和水里游动的巨大生物震撼，她的兴趣“指南针”开始跳动：还是读古生物学吧。
但决定并未因此而做。在高二的一次全国生物竞赛期间，薛逸凡听说了有关生物专业的一个细节：学生物的一定要上生物实验课，解剖动物，听后她就傻了，如果是蚯蚓等无脊椎动物尚能应付，但面对小白鼠、小兔子这些脊椎动物，“真是下不了手”。这个因素曾一度让她“拒绝”古生物学。
然而，回过头来看，谁都无法预料当初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即便是到了大二，薛逸凡也有过一次“强烈”的换专业念头。正如她后来在回中学母校——北京十一学校时所说的，“整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有着极大的课业压力和孤独感”。
那天，薛逸凡拿着已经填好的转专业单子，在北大元培学院的楼外来回踱步。她甚至已经想好了：“如果换了专业，自己要恶补哪些课。”
同学提醒她：“在大学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还能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多，你干嘛不坚持下去？”
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教室。
一个人的专业照片走红后，不少外界的猜想和质疑很快传到薛逸凡的耳朵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带有思考性的问题，比如中学与大学的过渡和衔接，同样是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孩子，薛逸凡为何能够在高中就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大学依然持续？
她不否认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电视和书本让她越来越早地从信息的海洋中去找寻自己的兴趣点，而即便是到了大学，TED这样的网络公开课依然可以为她所用。
但是，真正让她跨过中学和大学鸿沟的远非“兴趣”这么简单。
薛逸凡总结过很多次，为什么自己可以从大二时的“孤独感”和“巨大的压力”下走出来：一个是兴趣，另一个也是她更为看重的在于“独立性和自主能力”，这是她从高中就培养起来的。
中学时期，她并非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初中时她一度排在班级中下游，“50个同学能排到25名就是好成绩”；到了高中，这种情况变了。
薛逸凡还记得，那个下午的自习课上，整个班级里没有一个老师，课表上也没安排任何课，但身边的同学或在奋笔疾书，或是看书。课前，薛逸凡和同学领到了自习任务，而自习的成果将在后续的课程进行测验。
刚开始，薛逸凡也觉得老师真是既懒又狠：不教她们，还考她们。但久而久之，她发现所谓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养成。“没有人对你负责，什么问题不会了，老师都在办公室里等着，自己去找他们。”
如今，舆论关注到她在大学期间的教育资源浪费问题，比如所谓的十几个导师围着她一个学生转，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实的情况是她自己主动一个人“围着”十几个老师转，只是保持着以往问问题的习惯，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能找到合适的老师去解答，而这些所谓的十几个导师其实也只是一个科研工作室的老师。
中学的挫折也让薛逸凡提前体会到了“落差”。北京大学每年都会给优秀的新生颁发奖学金，尽管高考时薛逸凡考了664高分，但在海淀区只排在100多名，更不用说整个北京市的排名。到了颁发新生奖学金的日子，寝室里其他几个同学的床铺都是空的，而隔壁几个元培学院的同学也都不在。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些人都去领奖了。
这让她再次想起从小学刚升初中后的那段日子，“就像一下子遇到了全北京的学生尖子”，“全是精英”，“怎么办？”
一年之后，薛逸凡以学院第11名的成绩，赢得了其在大学的第一份奖学金。
“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因为我一直都不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知道落后或是暂时的挫折没有关系，才会一直努力。”薛逸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薛逸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后，有一种声音对此持怀疑态度：大多数孩子都在高考这条独木桥上挤破脑袋寻求命运的改变时，像薛逸凡这样在本科阶段就读着像古生物这样对科研资质要求很高的专业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这正常吗？
薛逸凡以自己所熟悉的生物学里进化论的概念为例说，我们经历了或者还在经历着一种为了社会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选专业、学习的工业化高等教育阶段，但我们何时才能进化到为兴趣而学的小时代。
“我生来可能不想去北大当科学家，只是想做一名军人，想去做高级技工，但只有当这些发自内心的想法，真正可以大声的喊出来，又能被社会所接受和欢迎的时候，才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人都去大学挤破头。”薛逸凡说。
如今，薛逸凡毕业了，她的选择是，继续攻读和本科专业相近的计算生物硕士，录取她的学校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