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对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各方治理主体，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仍处于发展早期。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与我国国情结合，不能照搬。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既需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亦需要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更是必不可少的依托。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治理理论的神奇效果，它仍然只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当代西方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式治理、数字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被广泛地运用于腐败治理、城市治理、环境治理、社区治理、贫困治理，甚至是全球治理等领域，成为当代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表明，良好的治理既需要国家、社会与公民等治理主体的能力发展，同时又是国家治理体系整合的结果，需要有良好的本土化能力。
当代西方治理的源流
“治理”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长期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这两个概念却被明确地区别开来，一方面两个词意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键词，不仅在学术界受到热捧，而且在实践中亦广受欢迎。
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1992年，世界银行又再次以《治理与发展》为年度报告的主题。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机构和组织当中，治理理念逐渐成为主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1年提交给秘书长的建议中，谨慎地指出，要想防止武装冲突，对防范冲突，保持和平，负有基本责任的，不是国际社会，而是在相关国家中的政府和市民社会。①他们越来越发现，在联合国的众多成员国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民主治理既能保护稳定的和平，也能推动发展。而且，那些新发展起来的共同体也相信，缺少了民主治理，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动力。在保证可持续发展方面，一个社会在公正、平等、参与的态度下获取这种动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政治水平比这种发展动力本身所达到的水平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逐渐将其计划转移到提高民主治理上来，这常常与以下情况相联系：负责与透明的公共机构、提供和平解决纠纷的司法系统、保护所有人权利的法治、在政治决策中真正的大众参与或者是这些参与可能采取的形式。②以治理理论为指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先后在150多个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支持活动，成为民主治理的最大多边提供者。在2001年，它斥资80亿美元用于民主治理。其中，超过60%都是其核心资源。
从外部来讲，治理理论是多学科综合发展与作用的结果，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都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发展的资源。比如，在企业治理、公司治理当中，治理理论由来已久。在公司治理的基准结构当中，股东大会是公司价值的顶点，投射到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这三个利益当中；这三个利益相互制衡，形成较为稳定的三角结构。事实上，与更加注重公司经营的公司管理（Corporate Management）模式相比，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更注重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互动。这种模式对当代西方的民主治理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政治学领域的民主理论越来越成为治理的灵魂，民主治理也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
治理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管理主义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的作用下，强调科学管理、效率、竞争与市场导向，以第三条道路、政府重塑等运动为阵地，为传统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这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土壤。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反思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治理理论。事实上，英国学者罗茨等人早就开始试图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新公共管理的内在矛盾。③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个方面。比如，新公共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倾向、过分扩张的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强调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将公共部门私有化，以经济效率代替公正追求，从而背离了民主、公正、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然而，这些理论正是治理理论所强调的。这也可能正是治理理论取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新公共行政学派则更加主张公民参与和多中心治理，成为治理理论的重要支持者。新公共行政理论“主张小政府，更直接的公民参与，政府服务契约外包和民营化，以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④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⑤但两者却在治理理论上达成一致，出现合流的倾向。新公民管理开始强调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外包、民营化等，而新公共行政亦开始认同效能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实际工作部门的管理者和学者，越来越接受治理的理念与模式，逐渐开始倾向于“治理”模式，突出了多中心治理、公民治理、数字治理、网络治理、整体治理等实践的重要性。人们赋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其经典意义，与government渐行渐远，甚至被视为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与管理实践当中，人们甚至提出了“更多的治理，更少的统治”（More Governance, Less Government）的口号。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逐渐开始倡导“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民主治理的潮流更加深化。人们甚至将其为视21世纪改革的创新：“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一个创建以为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citizen-centered governance structure）的复兴实验过程。”⑥理查德·博克斯提出了公民治理四原则：规模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理性原则，全面地规定了社区公民治理的基本主张。⑦
多中心治理理论本来就源起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而后逐渐由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相呼应，逐渐产生重要影响。奥斯特罗姆夫妇创造性地将迈克尔·博兰尼创造的“多中心”概念引入到政治学、公共行政和经济学当中来，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并于2009年因为这一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治理主体的理解，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