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的眼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非西方的情况更为严峻。这里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间缺失有效的互动平台。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对接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方之外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受教育水平也低。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西方大部分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顺序在后发展中国家便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不过，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不过，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 Marshall）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忽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和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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