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稳定的变迁趋势
随着近20年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激烈，农民所表达的抗议已成为常见趋势，加之基层政权功能退化、农村治安混乱、某些黑恶势力盘踞等因素，甚至有学者称农村陷入了治理性危机。在这20年里，随着各方面外部环境的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的变迁趋势在稳定利益、主体与矛盾焦点和行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农村主体稳定的转变因素。在过去，单个的农民或农民群体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是影响农村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近20年来这种趋势逐步地转化为组织与底层政府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冲突。有研究者在对近20年我国农村的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得出结论：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各类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呈现出纠纷等特点，一般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械斗上，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物质资源包括农田土地、山林树木、江湖水泊占有上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之后发生在农民与农民间的群体性纠纷、械斗事件开始出现急遽降低，过渡到主要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抗衡与博弈。而且农民的抗争活动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沟通方式转变为之后的敌视、逼迫等方式。
农村利益冲突与矛盾焦点的转变。说到近20年来农村利益冲突与矛盾焦点，人们极易形成这样两种共识：一是民众和政府间利益的演变；二是日趋扩张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两极分化。可以说在这两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农村社会的格局日益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不仅导致中国农村出现相对剥夺的阶层，更使得绝对贫困阶层日益贫困并固化。加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法治也不健全、市场主体不规范的行为、落后的市场管理方式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使得利益矛盾愈益加深，社会风险加大。面对着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利益争夺，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愈加无法抵抗，进而难免会奋起抗争，这就是农村社会稳定格局变化的利益背景。在绝大多数的群体性危机事件中，大多数当事人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所提要求也合情合理，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显得非常激烈，甚至发生暴力和恶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可他们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和政治性，利益性矛盾越加凸显。
冲突中农民行动的变化。在近20年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中，冲突行为由个体分散逐渐向组织化转变，大部分事件从酝酿到发生都呈现出组织纪律性，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整个行动的开展有固定的领导者，对行动有着周密策划、明确目标和统一步调。同时，在参与人员上，其行动能力也相应有所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不断增长，在进行抵制和反抗各类不法事件时，他们往往援引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力争做到有法可依。总体来说，从近20年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农民在行动方式上的选择体现出由90年代之前的沟通式交流、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寻得问题的解决转变为现在的大规模集体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甚至进行武力抗争。在诉求表达上呈现出由依赖制度向非制度化的转变。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②③张厚安等：《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901页，第19 & 902页。
④［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0页。
⑤裴宜理：“乡村暴力与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季刊》，1985年9月号。
⑥Kevin J.O'Brien,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Xiaolin Guo,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2001.
⑧赵树凯：“农民的命运—总结与开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⑨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⑩党国英：“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安同：“群体性事件震动中国：与民争利成罪魁祸首”，新华网，2008年11月24日。
宋维强：“抗争政治视野中的农民群体性事件”，http://www.qhei.gov.cn/xbkf/tszs/t20060518_206679.shtml，2006年7月25日。
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厅编：《第五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材料》。
田先红，杨华：“税改后农村治理危机酝酿新一轮政治合法性困境”，《理论参考》，2009年第4期。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