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中国确实有资本想象美好的未来。
在百年来的几次大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中，中国最后胜利，决定权就在于青年。
作为二战时中国最大的对手，日本战死500万，占其总人口的7%，而中国纵使军民死亡3000万，也只占总人口的6%,当时，中国人口结构，30岁以下人口，为70%以上。
充足的青年人口，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资本，敢于对抗一切势力。孙中山初创共和，毛泽东再造共和，均借重了当时的人口优势。
抗美援朝的胜利，亦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所以敢于打死仗，前赴后继，勇士不绝，推动士气高涨，连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亦不得不折腰，不敢与中国比拼人口消耗。
青年成就革命，绝非虚言。
以本人的罗氏家族为例，本人祖父辈兄弟四人（祖辈女性长辈不可考，暂略），大爷爷在家务农，二爷爷参加红军，大革命时期即做到了连长，最后因为眼睛被打瞎一只而隐居山野，最终逃过国民党追杀，祖父是老三，也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为当地大队长，四爷爷在武汉经商，一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革命，剩下两兄弟，足以给父母养老，以及应付其他家族动荡。
如此家庭结构，则革命的暴力威慑时时存在，革命的希望永续不绝。所谓“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不仅仅是一句充满英雄气概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存在。父死子继，兄仇弟报，杀之不绝，则专制势力必然恐惧，成为彻底的纸老虎，革命力量一经动员，则如野草燎原，最终葬送一切黑暗势力。
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大革命，本次温润而广泛的革命之所以在初期获得成功，亦因为拥有足够的青年。
改革之初，庞大的青年人，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前进动力。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我记得读小学和中学时代，成千上万同村的哥哥姐姐们出外打工，而少数幸运又勤奋的哥哥姐姐，则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国家的人”。
而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当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亦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资源。改革后，科技的进步，是以青年人知识文化的提高为前提的，而足够的青年中产生的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亦是当今的主力。除了在政治领域外，社会的绝大多数组织的运转，生产，创造，都是以青年人为主力的，社会主流力量与精英的年轻化，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高度。
在低端领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亦有赖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大量的劳动力来源，有赖于数量庞大的青年。以农村为例，改革早期和中期，大量的农民青年成为产业青年，具体的家庭分工如下，家中兄弟姐妹平均大约3人，一人在家务农兼帮父母料理家务，早日成家，其余兄弟姐妹在外无后顾之忧，或者，兄弟姐妹各自外出，但是均摊费用，帮助父母建立家业。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才富有活力。形成中国早期家庭中著名的“逢三抽一”惯例。
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亿万青年的热血与汗水，竞成今日之功，中国跃升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大国，完成了初步崛起。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不复为少年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