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二十世纪的那些人物今天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比起三十年前要大得多。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鲁迅、胡适的书，觉得就离我们很近，当时连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过着隐居的生活，她在五十年代初到美国时也曾经得到过胡适的帮助。这些都已经离开我们似乎很遥远了。我还记得那是我们初次接触胡适的书的时刻，对于鲁迅、胡适这些现代中国的思想者的不同选择的不同的看法，当时也曾经激发起了许多让我们感情激动的分歧和争议。中国和世界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由于我们身处其中，反而难以看清其复杂的面貌。但从今天的中国回望二十世纪的那些人物，会让我们有深沉的感慨。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也是全球生产和消费的最关键的环节，三十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让二十世纪中国的那些先驱者的努力和奋斗有了历史的报偿。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工作和奋斗已经成为了中国走向今天的历史的一个关键的环节。现代中国的那些重要的思想者的探寻其实正是在今天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之上的时候才可能更好地加以理解和剖析。
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围绕这些思想者所出现的在“现代”内部的争议和分歧，以及当年由于民族的危亡和贫弱所产生的强烈的历史的悲情已经有了在今天得到超越的机会。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上去思考那些现代人物的命运和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曾经看来如此不可调和的斗争，如此巨大的裂痕和鸿沟，其实在“大历史”的命运里，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环节。历史人物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也不过是历史在其进程中展现的必然性的一部分。看起来偶然的“事件”其实有其不可避免的唯一性。
无可争议，胡适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位具有象征性的人物，他对于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有关键性的贡献。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这些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
今天在胡适诞生120周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如何理解他对于当下的意义？
在我看来，他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中可能遭遇了复杂的境遇，他的选择也未必在当时为历史所肯定，但留下来的那些精神财富今天已经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之后，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上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思想的意义会在新的历史中得以升华。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过一个“抽象的继承”的对于传统思想的接受的路径。从今天看，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也有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抽象的继承”的路径来看，胡适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仍然值得我们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