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焦虑来自于“官”和“学”的冲突与妥协。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古代读书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的上佳路径和选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孤灯苦读、追寻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的强大动力。在古代，官员多从科举而出，因此学对官的服从、认同、尊崇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进入新时期和新社会，随着新观念和新思潮对新型知识分子的不断冲击，知识分子开始寻找独立的人格和自强自立的人生目标，不再将自我的人生价值唯一地牵绊于官爵和红顶，追求社会的良知和人性的良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动力、挖掘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追索人类的完善与和谐，成为许多学者终身孜孜不倦、筚路蓝缕的人生价值目标。
官不再是学者的唯一追求，但官却管着学者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生杀予夺大权，学者的妥协和屈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管与被管的体制，学者大都已经习惯或麻木，但“先当官后有学问”“当大官就有大学问”“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却让学者焦虑、愤愤不平，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官员学者牢牢把持着学术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学者民主法制意识的日益深入，学者对于学术权利的维权意识也日益深化，对于官权带来的优越感和不当收益日益不满，并开始口诛笔伐。当然，这种“仇官”心态也直接导致另外一种有失公允的倾向，只要是官员和学者发生纠纷，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先入为主地天然认定官员有错。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学者会陷入更深的冲突与不安中。
学术不是权术，课堂不是官场，复杂的局面和内心的底线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学者只好选择让步和妥协。冲突与妥协混杂，形成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