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国家安全有对外和对内两个侧面，对内这个侧面同“社会治理”息息相关。无论古今中外，“兴衰”同“治乱”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兴衰”就是“国家安全”，“治乱”则是“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一项真正的内功、基本功
21世纪上半叶，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样全新的社会大变动。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同“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又以种种更加复杂的形式凸现出来。
我们面对的一方面是发展和改革的新要求层出不穷；又一方面则是反映社会矛盾激化的种种社会问题大量涌现。这两方面情况一齐逼到眼前。再加上还有“三个交织”——国外境外因素和国内境内因素相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以及网上动向和网下动向相交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大问题。应当说，社会治理乃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项真正的“内功”，真正的“基本功”。
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两大段历史进程
所谓“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治理”。
当前我国“人的治理”的一个最突出、最重大的新情况，就是十三亿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求职、求富的人群，正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以多种方式和巨大规模流动起来。
那么，这样的具有时代全新特点的“人的流动”，究竟从何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回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历史进程。
应当如实地说，正是在这个“人的流动”问题上，新中国成立60年中，是经历了重大转折的。大体而言，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大段。前30年，特点是四个字：“组织起来”；后30年，特点也是四个字：“活跃起来”。
先说前30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篇宣言中郑重宣告：“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应当说，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前，我们国家真正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大约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都组织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当中，即人们现在常说的“体制内”。这是毛主席治国理政的一项大战略，本身即是一项巨大社会治理工程，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曾起到重大保障作用。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组织起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基础之上，因而又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走向反面，起到束缚活力——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僵化作用。别的且不论，只就农民来说，八亿农民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农村没有出路，中国没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