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首先，学术创新不是完全否定前人研究成果而刻意追崇“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没有学术创新，学术之源就会枯竭，就不会有大发展。但学术研究是有历史积淀的，是一代一代学者不断接续传承的，学术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如果只是追求用新概念包装旧知识，这无异于“新瓶装旧酒”，谈何学术创新可言？其次，真正成熟、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学术成果是基于对社会现实深刻洞察之上而建构起来的。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在1842年11月30日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再次强调：“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实事求是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从实际出发，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始终是学术研究的正确道路。
第三，平衡现实利益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张力。“非宁静无以致远。”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宁静比浮躁走得更远、更高、更持久。只有静下心来读书以涵养静气，才是通往学术研究之道的通途。当初毛泽东曾批示郭沫若为“岳阳楼”题字，郭沫若写了数百幅并从中挑拣了3幅寄出。而毛泽东独具慧眼，最终选中的却是郭沫若在信封上写的“岳阳楼”三个字。原因何在？主要在于这三个字是在宁静放松、心无旁骛的状态下写成的。一个人只有在心境平和之时，内心才能得以放松，潜能才能得以激活，灵感才能得以迸发。真正做学问的人从事学术研究需要有学术献身精神。身处市场经济“场域”的学者很难完全有此情怀。就业、职称、工资待遇、晋升、从政等现实问题往往将学者的关怀重心转向现实利益诉求这边。学者并非生活在社会真空之中，完全摈弃物质利益并不现实。但在不影响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应该秉持敬畏学术之心，坚持学术道德操守，考量的天平偏向学术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