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努力虽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强调“人的本性”。“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贡献，其实在于确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只能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
二，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他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从“他律”内化为“自律”。我们可以不信神，但应该注意，社会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激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关键一步，中华民族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既然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启发我们，“敬畏”总是需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把道德的“他律”内化为“自律”所必须的“敬畏”之心。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文化传统”能传下来，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