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险到保险：风险防控
化解个人极端行为，防范社会风险，有许多防控措施和治理路径。比如：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个人极端行为的危害，新闻报道上要积极引导、避免过分渲染、过度炒作，心理疏导上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等等。从微观治理的角度，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扮好角色，真正做到细微入手、防患于未然。
极端行为不可饶恕，但也有个别人是因为感到走投无路、绝望无助，才铤而走险。政府在防控方面，最好的对策就是：让群众有出路、有希望、有帮助，让危险转为保险。
加强对群众小事的关心力度。福柯认为，“治理就是治理事”。每件小事都处理好了，社会自然就治理好了。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治理方面存在着“宏观强、微观弱”的不足。政府在宏观决策、行政动员和整体实施等方面管理能力比较强，但在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服务、管理细节方面意识明显偏弱。中国的行政体制习惯于对上负责，往往缺乏对下负责的意识，使一些群众在办事时被推诿、扯皮，个别群众因感到办事无望进而绝望,才采取极端行为的。因此，政府既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关心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群众小事，切忌动不动就以“维稳”为借口压制群众的正常利益诉求。
要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贫富差距，可怕的不是经济上的差距，可怕的是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的整个社会阶层的断裂。中国社科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收入不同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感知中，收入3000元/月以下者认为社会矛盾很严重为14.29%，3000-5000元/月为13.28%，5000-10000元/月为11.79%，10000元/月以上为12.7%。可见，大家都感到社会矛盾突出，收入低者感知更甚。共同富裕，是避免极端行为和社会风险不容回避的主题。
要重视社会改革与经济、行政、文化等改革的配套进行。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社会改革却略显滞后，尤其是在经济总量年年攀升的背景下，对每个公民的社保、医保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却不平衡，一旦一些底层群众失去社保、医保的最低保障，他们将认为失去生活下去的底线和勇气，情急之下，有可能进而选择极端行为，威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要强调职权和责任。治理也是一种管理，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管理就是维护职权和恪守责任。“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他认为管理围绕的核心就是“责任”，在他的管理著作中大谈“责任”，而无一处谈到“权力”，他认为：“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并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除此之外，决不能多要一点。”因此，德鲁克说，管理当局只有在它进行工作时才有职权，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力”。在对待极端行为和社会风险时，为政者更要强调责任和职权，真正负起社会治理的责任来。
要启动“社会安全阀”。社会安全阀是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提出的。他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类制度或习俗，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政府应该通过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完善信访调解制度，改变过去单一的上访诉求渠道，妥善处理群众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引导群众自觉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正常渠道去宣泄不满情绪，防止不满意见过度蓄积，导致社会危机爆发。
要简化群众办事的程序，切忌复杂化和多头管理。《史记》中说“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也就是说，政令不能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它；政令平和易行，亲近百姓，百姓才能归顺。
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不可能涵盖一切生活实际，因此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原则是必须的，但要杜绝“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事情不是只有“办”和“不办”两个结局，应该多寻找对策和解决方案，不能简单地以“违反原则”为由把群众拒之门外。即便一时办不了，也要加强心理疏导和解释工作，让群众心顺气顺。《淮南子》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意即：治国有常规，以利民为本。政教有常道，以政令畅通为上。假如有利于百姓，不必事事遵循古法；假如能将事情办好，不必事事依照旧制。
还要大力构建“务实、理性、宽容、平和”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国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素养的精神标识，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可以避免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并荡涤其带来的负面社会风气，构筑相互理解的价值认同。
极端行为反映了风险社会中的社会风险、矛盾社会中的社会矛盾。防控和规避，来源于真心、真诚和责任。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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