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必须强调权利、义务对等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是当前城镇化过程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把农民变成市民，湖南打算怎样做？
张剑飞：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在城市工作，并没有很好地安顿下来，那你再去城镇化，再去吸引人，干什么呢？得先把这些人的问题妥善地解决。
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客观看待，我感觉这个问题被夸大了。现在，比如说像长沙，700万人口，300万在农村，400万在城市。可以说，你找不到几户人家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在农村，种粮有补贴，还有新农合、养老保险，迁到城市来没有什么好处。关键在于使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相匹配，医疗、养老、农民工子女上学，跟城市居民相匹配，享受的是一样的公共服务就可以。
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必须要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你的贡献越大，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宅基地流转或导致“逆城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好农村，建设好农村？
张剑飞：要保护农村，从根本上还是要用经济杠杆。如果我们想着中国农民的2亿多亩宅基地可以卖40万亿元，大量流转宅基地， 农村最后肯定留不下东西来。现在，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小汽车进入家庭，有一个现象是，农村建房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农村宅基地权益是法定权益，爷爷、父亲、儿子、孙子都要宅基地，有无限的需求。一旦宅基地进入流转，可能农村现有的承包地都会拿去做宅基地，城市人也会到农村建房，出现一种“逆城镇化”的模式。对此要加强管理，对基本农田、宅基地的管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我也有一种顾虑。现在一亩地种粮食一年有600元左右的纯收入。如果进入商业化的流转，首先要给农民600元，然后还要请人来种，没有效益怎么办，就种蔬菜水果、种苗木。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不种粮食了，将来吃什么？所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还要考虑粮食战略安全、农产品价格问题。
政府债用了很贵的、期限不匹配的融资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城市建设、城市投资。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地方领导，如何突破“唯GDP是从”的理念呢？
张剑飞：现在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是什么？肯定是要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所以我觉得，追求GDP没有错，关键是要科学。比如说，违背市场规律，不顾环境保护，不顾资源约束地追求GDP，那是千万搞不得。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分管城乡建设，也分管金融。您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该如何很好地借用金融力量，同时又避免地方债过于庞大？
张剑飞：我们现在进行城市建设、地铁建设、桥梁建设，服务年限大多是50年、80年、100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如果用当期的财政收入来支付一个服务百年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需要金融工具。假如我用三年的财政收入建成了地铁，这三年，老百姓全部勒紧裤带，之后的人不用付费，只享受，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负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对于政府债务，关键在于，一是规模问题，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第二，要干该干的事情，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第三，经常项目下不能贷款。意思就是，政府运转都没钱，那你永远还不清。
政府债这方面，我们由于过去重视不够，金融工具不够多，现在，我们在最需要用钱的时候，用了很贵的、期限又不匹配的融资方式。在国外，地铁、城际铁路发债，期限大多在20年、40年，利息可能在3%、4%左右；而在国内，现在不少政府债期限是3年、5年，设施还没建完就要还钱了。贷款利息8%、9%，甚至有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