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应该用“中等收入困境”来取代
“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讲的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又无力予以解决而突然形成的“陷阱”吗？我以为这种理解也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认为，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从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认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
厉以宁先生认为在任何阶段都有陷阱，最大的陷阱、最多的陷阱是低收入陷阱，不是只有中等收入阶段才有陷阱。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还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假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掉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综上，从“中等收入陷阱”是通论，是世界普遍现象，不是个案，到“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不是通论和普遍现象；从陷阱只为中等收入阶段所独有，到陷阱贯穿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分歧之外也有共同点，一是承认“中等收入陷阱”说，二是不要把它人为夸大，“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或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哲学常识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过程和阶段的统一，事物在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从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飞跃；像作为个体的人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发展固然需要付出代价，但是事物在阶段性的发展中普遍地出现“陷阱”，显然不合常理，而且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极少以“陷阱”的方式出现。如果是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无力解决而突然形成 “陷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样的认识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矛盾和问题本身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即使解决不好动力与阻力的关系问题，也不一定落入“陷阱”。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论，从突变与渐变的关系，从解决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可能形成的动力和阻力来讲，“中等收入陷阱说”也不能自圆其说。
笔者建议用“中等收入阶段”论或“中等收入困境”论代替“中等收入陷阱”论，以此提振人们努力解决社会问题、持续推动社会进步的信心，正确引导人们将对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