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艾滋病防治高投入与低效率的尴尬现状凸显了艾滋病治理中的政策失灵，主要表现在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消除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法规政策不完善等多方面。建立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多部门协作防治机制，同时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层次监督机制是解决当前问题，提高艾滋病治理效率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艾滋病防治 治理效率 对策
艾滋病是一种可控的慢性传染病，但由于其较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中国政府自1985年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法规，逐步吸取国际先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逐渐形成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艾滋病防治模式。①然而，目前这种政府提供资金和全程主导，非政府组织与公民行动等其他组织较少参与防治进程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艾滋病防治收效甚微
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也称“公共失灵”或“政府干预失败”，是指政府受能力和意愿的影响而没有有效地实现政府职能并且超出公众可接受程度的一种政治现象。简言之，即政府的政策措施或干预活动缺乏效率。②与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和政策法规的不断出台相比，防治艾滋病的社会效果却收效甚微，上述种种迹象愈加凸显了“政府失灵”的严重性。
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近年来，政府虽然一直在努力做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缺乏力度、深度和创新，社会大众对于艾滋病的认知，排斥和憎恶的情感改变甚微，歧视意识依然严重。流动人口因具有高流动性，高危险性行为，心理压力以及卫生服务的受限性等特点，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而中国政府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虽提高了流动人口的相关知识，但对于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知识的知晓率较低。尤其是相当多的农民工普遍缺乏艾滋病的预防知识。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导致对艾滋病恐惧，引起社会歧视。从而增加了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因而，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容易引起艾滋病传播的行为更为严重。同时一些地方甚至将户籍作为享受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和服务的必要条件，使得一些流动人口无法及时接受艾滋病防治，增大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另外，中国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人数呈上升趋势，青少年对艾滋病知识的认识仍比较肤浅，特别是对自己是否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安全套是否可以预防艾滋病等方面的认识存在不足。但目前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同伴宣传的比例并不高，而媒体报道的知识多不系统、不全面。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体，以及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艾滋病防治中宣传教育缺乏力度和深度呈现出政府失灵的问题。
消除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法规政策不完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使具有感染艾滋病风险较高的人群不愿主动接受检测，这不仅使已有的感染者无法被及时发现和治疗，同时也增大了艾滋病防治的潜在风险。目前，我国就业歧视专项立法几乎一片空白，现有的散乱的立法并不能达到消减就业歧视的效果。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在社会中仍然受到相当普遍的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歧视，并且艾滋病感染者选择职业的范围明显小于一般人群。据中国2009年发布的对25个省区市的2000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遭受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显示，其中277名受访者曾由于艾滋病原因被拒绝雇佣或失业，另外约16.7%曾被迫改变工作，约3.8%曾由于艾滋病被拒绝提升，甚至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公开排斥艾滋病感染者。政府作为艾滋病防治的主导力量，在艾滋病防控中出台政策法规滞后，在系统保障艾滋病患者就业，受教育等基本权益方面效能低下，这实际上也与政府循证性治理的执政理念相悖。
防治艾滋病经费的管理不规范导致“寻租”现象。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非常重视，从1997年开始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以来，同时对艾滋病防治经费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但是，由于对艾滋病防治的经费管理不规范、不严格，使得一些地方官员在艾滋病防治经费分配上大做文章，比如在某些疫情严重的地方拨付的经费反而较疫情较轻地方的经费少很多。这就导致个别地方的艾滋病防治部门为争取上一级部门更多的经费支持而出现“寻租”活动，而上一级部门主管官员则将手中的分配权力转化为个人的财富。这种不是根据疫情严重程度和艾滋病患者需要来分配、利用资金的做法，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滋生了腐败。例如，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23.9亿元，较2013年增加了近2亿元。而2012年1月到10月，全国报告的艾滋病病人数为34157例，较去年同期增加12.7%，另外，艾滋病死亡人数为17740例，较去年同期增加8.6%。从“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现状凸显了政府“单中心主导”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悖经济规律，属于典型的政府失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