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编译局的传统使他感动。留学德国，他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良机，为从事编译工作“广搜博采、积铢累寸”
不久后，韦建桦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考试，准备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
当月，中央编译局开始招收翻译和研究人员。经北大西语系严宝瑜教授推荐，局领导专门委托副局长顾锦屏，千里迢迢来到攀枝花，对韦建桦进行考核。
很快，韦建桦同时收到了社科院的录取通知书和中央编译局的商调函。
他必须尽快作出抉择。师从冯至教授攻读德国语言文学，是他在北大期间就怀抱的梦想；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则是他多年来视为神圣的工作。经过反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编译局。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诞生过程，也感受到了高洁的奉献精神。
在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著作、手稿、笔记和批注中，约有65%是德文写成的，30%用英文起草，还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编译家们需要根据权威的外文版本，翻译和校订这些重要文献，同时还要对经典作家的思想遗产进行钩深致远、探赜索隐的研究和考证，以便为中国读者提供内容丰富、译文精当、编排严谨、资料翔实的基础文本。一部译作的最终定稿，需要经过几十道严格工序。
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的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作家著作涵盖的领域极为广泛，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
一接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韦建桦就深感自己“腹笥甚俭，学力不逮”。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朱光潜曾勉励他“利用分分秒秒时间”刻苦学习，争取做到“日异其能，岁增其智”。编译局的领导和专家言传身教，更促使他下定了攻坚克难的决心。
他没有辜负师长的期望。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在办公室读书；有时读到深夜，就索性与书为伴，直到翌日清晨上班。每到周末，他一大早就带着干粮到编译局看书，离开时已是满天星斗。
1981年，编译局派他去德国进修。经过考试，德国导师为他制订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并将莱辛作品与思想研究确定为论文题目。
年轻的心兴奋不已。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后，他犹豫了。
留学时间只有两年。如果读博，他只能研究德国文学史的一个专题。但，他的使命是经典著作翻译，他必须紧扣这个目标，在有限的时间里关注各个相关学科领域，尽一切可能积累广博的知识。
思量再三，他作出了一个让导师和同学们感到意外的决定：放弃读博，自主选择课程。
于是，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艺术史课堂里，多了一个中国青年的身影。他把在这里汲取的每一点知识，都同对经典著作的理解结合起来，同提高自己的编译和研究能力联系起来。在明确的目标下，他广泛搜集资料，分类撰写札记，请教著名学者，进行实地调查，逐步解决自己在经典文本编译中遇到的难题。紧张的学习、有序的积累，使他体会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乐，同时也增强了做好编译工作的自信。一想到在德国学习的每一天都与今后的工作相关，他的内心就十分充实。
多年后，有人问韦建桦：“当年放弃读博，现在是否后悔？”
他回答：“有点遗憾，但不后悔。那次选择为我后来实现人生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劳苦艰辛永不言累，因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1984年，韦建桦回国，被任命为编译局马恩著作编译室副主任。两年后，经中央批准，《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70卷本）编译工作全面启动。他立即投入这项工程，参加了第1卷的译校工作。
他虚心向共同承担任务的老同志学习。同时，结合第二版工作特点，他主张在译文校订中继承和发扬中国朴学传统，注重从“义理”“考据”和“辞章”三个层面的联系中，厘清原译存在的问题，依凭确凿不移的证据，提出重新修订的方案，做到每一处表述、每一个改动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第1卷出版后，他又参与了其他卷次的工作。在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里，至今仍陈列着他当年的校订稿。看到他仔细书写的一条条、一页页、一篇篇考证文字，观者便能理解恩格斯的名言：经典著作翻译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
年华在艰辛的工作中悄然流去。2004年，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适应理论武装工作的需要，中央成立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任命韦建桦为首席专家，主编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此时的韦建桦，已经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8年之久。无论行政事务多么繁忙，他从未离开过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这是他“守志报国的阵地”，是他“立命安身的家园”。
他和课题组、编委会全体成员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认真进行篇目遴选、文献汇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纂，协力攻克了数不清的难关。在艰巨复杂的工作中，老专家发挥了中坚作用，中青年挑起了编译重担。大家齐心协力，相互砥砺，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春秋。
两部《文集》于2009年正式出版，总计约920万字。中央领导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指出两部《文集》是理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教材。
座谈会结束后，韦建桦与编委会同志一起走出会场。就在大家兴奋交谈时，他突然感到双目疼痛难忍。长期熬更守夜、负重前行，早已影响了他的健康，造成眼压升高、视力减退。然而，多年来，作为编译局局长，他必须抓好全局工作；作为《文集》主编，他必须尽心尽责；作为政协常委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必须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他无暇关注身体发出的种种警告。
在同仁医院，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不久，他就参与理论工程重点教材的审议，并与同志们一起磋商经典作家画传的编纂工作。他没有卧床休息。他必须努力工作。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这是马克思在17岁时写下的誓言。今年67岁的韦建桦，一直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